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把“家庭暴力”当做“家务事儿”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中国大陆，《反家庭暴力法》从无到有，经历了整整20年。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设置了专门的家庭暴力的议题。家暴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整个立法的过程，被李莹称为“实践先行”。据李莹介绍，反家庭暴力的工作，和推动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实一直在同时进行。
“1996年，长沙市人大首先发布了一个反家暴的决议，这就是反家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起点，随后许多省市都开始跟进。在法律层面上突破是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正式以法条的形式，写明禁止和预防家庭暴力。”李莹说。
此后，《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都陆续加入了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的内容。
但用李莹的话说，这些内容都非常简单，只是简单的“禁止”。而且，当案卷上的白纸黑字落到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尽如人意。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中，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但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把“家庭暴力”当做“家务事儿”的现象仍然存在。
章小云曾尝试过在挨打后报警。那是在2015年，也是她唯一一次报警，而警方却并没有出警。
“我们那个小地方，打老婆这样的一些小事，没有真正出事儿的时候，警察也不会在意的，毕竟在农村，夫妻打打闹闹常有。”章小云说。
赵阿兰也不是没有寻求过帮助，前些年她也曾报过警，被当做“家务事儿”处理了。她联系过妇联，照样无可奈何。她也打过法律援助热线电话，但在《反家庭暴力法》出现之前，也没得到什么见效的援助。
直到去年3月，赵阿兰看到新闻，知道了有保护令这码事儿。她主动联系了塔拉律师。“人家就能申请成功，我也试试呗。”
“很多人问赵阿兰，都离婚12年了，你咋不早告呢？那些强势的人，不理解弱势者的难处。”塔拉叹息。提出质疑的人中，甚至包括基层司法人员。
这种弱势者的难处，用李莹的话说，在心理学上称为“习得性无助”。
这是一种反复失败后屈服于困境，形成的消极心态。动物实验中，被关在笼子里反复电击的狗，即使后来打开笼子，也不会逃跑，反而“倒地呻吟颤抖”。后来的人体实验发现，这种情况在人类身上同样会发生。
受暴者也容易陷入自卑、自责的心态中。赵阿兰一度觉得自己“丢人”，觉得亲戚朋友都“看不起自己”。尽管，她才是没有过错的那一方。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法不进家门’的传统，”李莹对这一点感到无奈，她说，大多数施暴者，不会去打同事朋友，不会去街上打陌生人，因为这样做的犯罪成本太高。
男性同样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比如有人会被妻子实施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甚至身体暴力。
出于自尊和自卑的交织心态，他们更加不愿寻求帮助，将被家暴的事情公之于众。李莹曾遇到过一位男性受暴者，衣服挡着的地方都是伤。他说他并不是打不过妻子，只是不愿意打，却成了暴力的受害者。
“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施暴者通过暴力的形式来控制对方。最终会选择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就算选择了反抗和脱离家暴环境，平均也会经历7次反复。”李莹说。
她提到了自己正在代理的另一起案件。当事人已经60多岁了，在长年累月的家暴中不断忍受，已经成了习惯。当事人40多岁的女儿曾是“家暴目睹儿童”，如今在为母亲奔走，申请离婚。当事人的儿子同样是家暴受害者，在多年的被虐待中罹患了精神分裂症。
这位女儿说，等母亲离了婚，她就照顾母亲，照顾弟弟。她说，自己“这辈子不可能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