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之道
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
李广认为，目前《旅游法》本身的判罚力度是够的，但还需要引入其他法律。在有关案件中，其他“市场管理类”法律的监管、执行力度还不够。
比如，一些运营低价游的旅行社，同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些旅行社并没有把“强迫必须进购物店”等写进旅游合同里，当然他们更不敢写进合同，否则就触犯了《旅游法》，但是他们没有写进合同的，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运营“一元游云南”的旅行社，更涉嫌“低价倾销”和“不正当竞争”，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
李广进一步指出，在一些涉及不合理低价的案件中，一些导游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民法》、《刑法》，就要按照《民法》、《刑法》来判罚。比如一些导游涉嫌非法拘禁游客、限制游客的人身自由，程度较轻的，不属于犯罪，可能只涉及治安处罚和民事赔偿。这要从限制游客人身自由的时间、强度上、以及是否使用暴力(轻微暴力)、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来判断。具有殴打、侮辱游客情节的，要从重处罚，严重者可判刑。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在“不合理低价游”案件中，旅游、公安、质检、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需要联合介入，深入进行线索排查、突击检查、调查取证，统一执法尺度与处罚标准，依法从严进行处罚，同时对问题旅行社顺藤摸瓜，以案查案，不仅要抓违法的旅行社和导游，更要抓背后的“购物链条”操纵者。而现行法律处罚力度过轻，且光整治表象没有意义，单纯的处罚也无法根治目前国内旅游行业产生的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需要将有限的法律资源与执法资源集中起来对违规行为进行打击。
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副会长刘思敏则认为，没有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也是“不合理低价游”屡禁不止的一大原因。要保证对“不合理低价游”的打击效果，则必须对现行的旅游法规进行修改，进一步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同时降低旅游者的维权成本，增加维权收益。
■ 旅行社声音
组团社主动拒绝“不合理低价团”上线
●孙立群，国旅总社旅游度假部总经理
旅游企业要设立底线。从旅行社角度来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一方面，我们拒绝不合理低价团上线。从商业规范来说，很简单，我们不追求低价，地接社给的产品价格低于常理的，我们在采购的时候不会选择。
另一方面，要推动国内游产品和消费的升级，主动适应和引领大众旅游时代的需求。如今，旅游消费个性化、特色化、休闲化、品质化、多样化更加明显，我们开发了一些纯玩无购物的小包团产品，注重品质和游览质量，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游客主动“抛弃低价游市场”杜绝其生存空间
●张涛，中旅总社国内休闲度假部经理
3980元的云南游和1980元的云南游在目前的北京旅游市场上同时存在，乍一看，行程安排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体验值要求更高的、或者比较理性成熟的游客会选择价格高的那一款产品，他们可以踏踏实实地在景区里玩上半天时间，而选择1980元云南游的客人，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进的购物店肯定会很多。为什么一些正规旅行社也要同时做3989元和1980元的云南旅游团？因为目前的市场需求在。
靠行政手段，可以去打击不合理低价游，但是要想彻底将“不合理低价游”从市场上根除掉，只能靠游客自己主动“抛弃这个市场”，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将之打压下去。
如今新的现象是，中旅总社在北京市场上的“高端团”、“纯玩团”产品是越来越好卖的，当越来越多的游客认识到低价游的体验不好，主动提出“我们要纯玩团”，主动摒弃低价团，“不合理低价游”才会真正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 专家声音
云南“不合理低价游”，历史和地域等多重因素交织
●李广，北京市法学会旅游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法学院兼职教授
●云南“不合理低价游”，历史和地域等多重因素交织分析，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云南旅游资源丰富，古城、雪山、少数民族风情、以及气候条件等方面的旅游吸引力很强，然而云南距离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圈、以及华中经济圈等客源地距离都比较远，去云南旅游有昂贵的交通成本，一般的正价机票，往返就需要五六千元。为了能把旅游成本降下来，“购物”成为手段。
●云南地域范围大。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也很远，在云南本地旅游的交通成本也很高，完全摆脱旅行社有困难，这也成为旅行社的“获利点”，让旅行社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方便一些黑旅行社埋一些“坑”。
●当地的旅游土特产，暴利空间大。云南有玉石、中草药等资源，而这些玉石、中草药的价值、价格有时候很难衡量和判断。
●云南地区靠近东南亚新马泰和港澳，低价游、零负团费的现象是从早期出境游中的新马泰、港澳等地蔓延过来的，云南受影响较大。
●在国内，除了北京、上海以外，云南恐怕是最早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地区，长期以来，云南都是很多人在国内旅游的“首选”。云南旅游发展得早，市场化程度高，国内游发展过程中“不规范”的问题在云南暴露得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