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学习时报：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学习时报：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