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学习时报：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学习时报：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七年都坚持读书呢?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五十多岁的人，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社员!”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教不改，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