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一两次春运，这个列车员就长大了
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餐车后厨的故事了。李娟所在的车次前几年还跟随高铁大流，取消了后厨，改用微波炉加工的快餐。只是，售卖了一段时间后，餐车的业绩不好，乘客还老反映意见，希望能在漫漫旅途上吃上一口现炒的热菜热饭。
没多久，她的厨房又回来了。
那时，李娟已经拿不准乘客的喜好。他们的盒饭有时候推了一圈才卖掉十多份。过去，这个数字一度达到三位数。
她不清楚，口味越来越多样的乘客是否还会喜欢餐车提供的餐食。人过中年的李娟会眯起双眼、双手交握，小心翼翼地问前来采访的记者，“高铁的快餐好吃吗？跟咱餐厅的比呢？”
今年是她来到餐车工作的第10个年头。餐车的活儿基本从“车轱辘开始转的那一刻起”就得忙起来。
她曾经跟随餐车临时编组穿过西北。列车在甘肃漫天的黄沙里待了好几天。她不敢洗脸，每天只能用“一丁点儿水”刷牙，睡觉时从窗户缝呼呼地灌进冷风。
绿皮车厢窗户关不严实，她的脸“像叫花子一样脏”，车子开了三天三夜，她偷偷一问，竟然还在甘肃，把她吓得差点晕倒。垒了半个车厢、足足两米高的土豆、白菜和芹菜都陆续见了底，列车还是时走时停，她也不敢下车透气，怕一下去车就走了。
熬了足足半个月，她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春运时节，每一个餐车工作人员都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状况。她在开往阿尔山的列车里，用煤生火熏得满脸漆黑，连鼻涕都是黑的；在深夜的餐车遇上挑事儿的乘客，好说歹说也要强势占座，不得已，她摆出“居委会大妈”的架势，跟人语重心长地谈心，才把人劝走；她遇到不讲理的乘客，骂骂咧咧说饭不好吃要投诉，这个有了儿子的妈妈，也只能弯下腰低下头，听着年轻的乘客对她的一项项数落。
工作18年，她有13个春节都是在繁忙的餐车度过的。她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也错过了家庭的团聚，可这个女人说，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舍不得离开餐车。
她还记得，胃不舒服的乘客会在深夜找来，请求餐车给熬一碗粥。还有提着蛋糕的年轻人跑到餐车，笑着跟她商量，能不能给做碗长寿面，同行的朋友今天正好生日。
这些请求，李娟没有拒绝过。
这是她舍不得餐车的原因，不管旅客身份如何，那么漫长的旅途中，“餐车就像一个家”，给人热乎的饭菜，陪人走完回家的路。
已经离开列车员岗位的张雍也格外眷恋餐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工作。他说自己在餐车师傅的“无数次加餐”下飞速发胖，也在拥挤喧闹的硬座开始学习“社会的第一课”。
负责给乘客补卧铺票的他看到了“人生百态”。有和善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主动让老人和腿脚不便的人士“插队”，还摆摆手，“没事没事，大不了我不睡了呗”。
也有人一路眼巴巴求着他补卧铺票，几经辗转终于轮到后，他把好消息带过去，对方的脸却变了，“不就是个‘补卧铺’的吗？”
他在春运火车上目睹过生命的诞生。他为突发疾病的旅客紧急呼叫过医生，素不相识的人们在拥挤的列车腾出一片空间，作为临时的“诊室”。
在一些摄影师的镜头里，还留存着更久远的影像。有生命在春运途中逝去，遗体被抬到站台，用白布遮住，列车呼啸而过，人们从绿皮车的窗户探出脑袋，注视着白布下的遗体。
跑了一两次春运，张雍觉得，自己长大了。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张开的铁路版图里，春运的每一天都记录着这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着急回家的人们总是健忘。有人丢了身份证，有人把驾驶证落下了，有人上车带着2个箱子，兴冲冲地下车只提走一个，还有人把价值几千元的杯子落在车上，有人丢下第二天要用的仪器自己下了车。这一点，不分高铁和普速列车，也不分过去和现在。
李伟觉得，那是中国人一直没变的东西——近乡情怯的兴奋与激动。
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行驶在发达地区的普速列车终究是越来越少了。12万公里的铁路运营里程里，高铁的标记正愈发突出，“四纵四横”高铁网紧密地包住了地图。李娟时不时感到忧虑，或许再过不久，随着普速列车的淘汰，餐车厨房也将正式告别舞台。
比起伤感着离别，一路紧紧跟上飞驰的铁轨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米梓愿觉得，这十几年，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当初来到铁路工作时，她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她母亲是个“老铁路”，死活要让女儿进铁路系统工作，可那时，年轻的米梓愿更期待成为一名空姐。当年面试时，同一栋建筑，航空公司的招聘点在3楼，铁路的在2楼。她眼巴巴地望着走上三楼女孩的身影，一个又一个，心里全是羡慕。
刚开始工作时，进入航空公司的闺蜜收入是她的10倍，还“特有面儿”，这让她一度“心理落差很大”。如今14年过去，这位高铁列车长说自己“庆幸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社会尊重，收入也和闺蜜持平。
尽管每天工作时不时超过12个小时，偶尔两天两夜都没怎么合眼，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累并快乐着”。
那些未曾改变的时代烙印则让张雍记忆犹新。尽管只在火车上过了一两个春节，可那种一火车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的渴望让他感触良多。
有一年除夕夜，卧铺车厢空了大半，黑黢黢的看着“让人害怕”。列车长叫上了所有乘务员，还喊上几个乘客，一起聚到餐车。大家开着玩笑，放着音乐，边包饺子边等待新年到来——由于岗位的原因，这些在春运时忙着把人们送回家过年的人，只能在飞驰的火车上过年了。
快到辞旧迎新的时刻，有人用手机连接了蓝牙音响，把提前下载好的鞭炮声和《步步高》的乐曲放了出来。噼里啪啦的假鞭炮声中，低垂的夜幕中，中国人“步步高”的一年开始了。
吴强甚至觉得，春运本身，或许就是铁路给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他在今年格外留意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的春运时间。2017年铁路春运从1月13日起至2月21日止，共40天。
他特地选择1月12日和1月13日都跟车出行，发现12日那天的列车上座率没有突出变化，“完全看不出春运的景象”，可日历翻过一页后，却不知怎么，冒出了许多探亲的家庭、做生意的老板、归途的学子，车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这个工作了16年的“老铁路”一瞬间突然明白，“是春运本身，我们设定春运的第一天，其实就是给这些返乡的人一个信号，提醒他们，春运了，该回家过年了。”
那是中国一个固执的闹钟。一年只响一次。它提醒人口第一大国的国民，是时候结束这一年的繁忙，收起这一年的心事，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