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面在一个车厢消失了，在另一个车厢仍然最受欢迎
从特快到直达特快，再到动车、高铁和动卧，中国铁路的每一步发展，米梓愿都赶上了。
这个13年工龄的姑娘感知到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工作分工。在过去，实行“倒班制”的列车员需要验票、打扫卫生、服务答疑，以及处理突发状况。
而在高铁，这些工作被分配给了乘务员、乘服人员、餐服人员，再加上司机、机械师和乘警，“越细致，越方便管理，也越方便明晰职责和重点”。
“这是铁路服务意识的体现。”米梓愿说，“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6年前，京沪高铁通车之初，她常常看见空荡荡的车厢。可等她感叹“旅客还不适应高铁”时，人潮就涌入了高铁，京沪高铁上飞驰的列车不断增加，可每到春运却依旧爆满。
有时米梓愿会想，究竟是过去一直没能满足旅客春运出行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开的高铁刺激了春运时的出行需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在2.2万公里以上。这一年春运，动车组发送旅客占全部旅客发送量的47.5％。
而在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吴强看来，火车这个名词，正逐渐被高铁消解。火车和高铁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出行工具，务工、商务、探亲、学生、组团旅游等等人群在车站交汇，登上各自的车厢。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线路之一，京沪线拥有1750元票价的高铁商务座席，也有156.5元的普速列车硬座车票，相差10倍的票价，几乎覆盖了一个裂变的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中国人。
扩张中的高铁版图里，“过去”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
追求安静的高铁车厢，交流变得隐秘而客气。刘洋在过去值乘普速列车时，常和早起的乘客拉拉家常，对方会问及她的工作和薪水，胆子大的还会开开玩笑。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下车时会和她道一句，“姑娘，辛苦了啊！”
而在高铁车厢，交流成了服务的一环。她会留心需要服务的人群，轻声询问的同时，展示标志性的笑容。
李伟还在偶尔享受着和乘客拉家常的乐趣。曾经，他在值乘的卧铺车厢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乘客，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直到今天还保持联系。
但“改变”始终是关键词。难清扫的瓜子皮花生壳在一点点远离车厢，乘客也在学习和过去告别。
米梓愿发现，春运时总有不少买到站票的农民工登上高铁，超出了她想象的是，他们不会在车厢大声讲话、喝酒或是脱鞋席地而坐。相反，他们会自觉拿出报纸，铺在角落，再安静地坐上去，掏出手机。
只有泡面，还顽固地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刘洋曾向旅客解释过，高铁车厢的排风口很难排出泡面的气味，所以并不贩售泡面，其他会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食物，也列入禁止售卖的清单。
向高铁餐车买泡面的人少了，但那股气味却依旧在二等座车厢蔓延。刘洋觉得，时至今日，人们坐火车吃泡面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而在李娟值乘的普速列车，泡面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没有之一。
时代变化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在春运火车里找到
砸碎玻璃，扑腾着从窗户上下车；满车都是汗臭混杂着泡面的气味，连厕所都站了五六个人；人高马大的男同事一路架上自己，挤了20分钟终于通过了一节车厢，衣服扣子全被挤掉了……这些昔日春运亲历的景象，李娟今天只能在回忆深处找到。
只有在细微的角落，还隐藏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面，那些弓着身子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可只有凑近一些，才能听到这个沉默群体的命运走向。
李伟还记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议论的话题，都是讨薪。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有人笑着说包工头发钱了，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了。说着拍拍肚皮，那里是一个厚厚的腰包，里面装着一个农民工几年的血汗钱。
还有人哭丧着脸，说包工头没有发钱，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要到。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他带上了所有“家当”，预备明年开春换地儿，一边打工一边讨钱。
最近一两年，他们讨论的话题变成了失业。
总有人唉声叹气，说年底辞了好多人，“钱不好挣，活少了”。有人打算回乡，有人打算换个城市，还有人打算投奔老乡。
尽管火车上的手机信号总是时断时续，尽管常常忙得顾不上接听电话，但李伟还是通过这些叹息，感知着农民工讨薪的艰难和普通个体在产业转移、经济转型中的阵痛。
对他来说，这感受比任何一项宏观统计数据都来得直观。
在这些或沉默或喧闹的身影之外，李伟还对一个群体印象深刻——那是从北京或上海的大医院看完病后，返乡的病人和亲属。
担架、绷带、伤口跟随那些身影，在夜幕里回到山东或江苏大大小小的车站。
他记得那些悲伤的呜咽或是如释重负的表情。遇上悲伤的人，他总会跟着难受，轻手轻脚走过，小声问一句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那是李伟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哪怕是在春运时节，依然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奔赴北京求诊，再带着或悲或喜的结果，踏上返乡的列车。
近些年，李伟还发现，火车里多了一车厢一车厢的老知青。他们有的来自“生产建设兵团”，有的相逢于“北大荒”，在经济水平和通信手段有所发展的晚年，共同选择乘坐火车出行。在那些车厢，他总能听见时代的笑声和哭声。
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以后，他看到的外国乘客也增加了。他们选择乘坐火车往返京沪两地旅游，李伟曾和一名外国游客聊起来。对方用的是华为手机，正和朋友一起游览中国，他夸赞中国高铁“非常快，非常好”，还对李伟所在列车的服务竖起大拇指。
变化中的中国，每一个细节都不难在春运火车里找到。吴强发现，京沪高铁虽然只途径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但实际上，有大量乘客从其他务工集散地出发，通过转车回到家乡。其中许多人家在东北三省。
在那些乡音的变换中，济南到南京之间的七八个小站，一拨儿一拨儿乘客上车和下车了。
米梓愿清晰地记得，去年夏天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自己值乘的线路多了许多三口之家，随口一问，都是带着孩子去迪士尼。
上海的F1赛车、王菲的演唱会、北京的田径世锦赛……每一次客流变化的端倪，背后总透露出京沪生活的大事。
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值乘的动车里，她认为有“超过一半的旅客”都是去上海看世博会的。
她还看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变化。曾经，火车上人们大多看书看报，前些年，这个趋势变成了看电脑，随后iPad进军车厢，“连两岁小孩都在玩”。最近一两年，iPad悄然退场，二等座车厢“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在低头玩手机”。
米梓愿在高铁上纵览电子产品换代史，李娟却在普速列车的餐车里，感受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最早，餐车好卖的食物都跟“肉”沾了边，红烧狮子头、青椒肉丝、鱼香肉丝一等一的好卖，这些年乘客“不那么爱肉了”，“两荤两素营养套餐”成为更走俏的产品。
“谁家缺一点儿肉啊，都要保养，要照顾身体。”和李娟搭班的厨师长刘传宝，正经历退休前最后一次春运，头发花白的他盘点着如今乘客的最爱，“吃全素的有，还有人啥都不要只点一碗汤”。
餐车厨房也跟着飞驰的列车一起前进。从烧煤，到煤气罐，再到如今的电磁炉，厨房的环境越来越好，过去烧煤常常是“做顿饭鼻子眼里全是黑的”，后来用上电磁炉，电力不稳，时不时会断电。有时候，正大火炒着菜突然断电，再来电时，这菜已是怎么做都不好吃了。
当时的餐车师傅急得不行，最后好不容易商量决定，以后少用大火炒菜，多做些炖菜和煮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