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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仅为获取"左派"支持?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3-03-07  发表评论>>

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因为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之后,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给江青写那样一封信?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比较信任江青,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

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

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

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青首先是在寻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寻找突破口。在哪里选突破口能够既打得准确,又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当时一时还找不到。这时,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一发,引起全国震动。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江青对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刘少奇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二月提纲》。由此引起了毛、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江青站在毛泽东一边。她不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组织人写出一份文件,专门批判《二月提纲》。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请林彪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组织人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

还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来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时,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去北大活动,物色“造反派”。他们物色到了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一张反对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江青和康生立即拿来大字报的手抄稿交给毛泽东。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也是由江青具体落实的。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对于发动各高校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1966年8月,毛泽东自己写了一张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在自己的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由此可见,江青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环节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极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军队领导人的支持,特别是需要主管军队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且还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但是,林彪的这个讲话很特别,他是专门讲中外历史上政变问题的,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对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满意,有担心。

毛泽东此时提笔给江青写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诉坚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认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对林彪讲话的看法和自己的担心告诉江青等人。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这自然是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要写这样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础的。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

1964年年底,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一直认为的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的看法,转而认为,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会不会变修,关键是干部,而在干部中,又关键是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关键又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他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上头。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他还引用杜甫的诗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本可继续推进“四清”,但奇怪的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对“四清”很少谈起。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通过“四清”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才能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他说:“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认为,如果不来一次全面发动,照过去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干部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说:“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央也有两个前途。”“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毛泽东说这些话,明显表示出了他对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放心。几天后,毛泽东在同罗瑞卿谈话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六二年刮歪风”,明显就是指刘少奇。他还认为,中央存在的问题,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10月10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岔开本来是谈具体的“小三线”建设问题的话题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岔开本来是研究小钢厂建设的话题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撤销了《二月提纲》,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占了上风。根据他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亲笔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确地点出了中央内部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不久,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并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他在镇压群众,中央存在危险。他在南方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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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江青写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产物,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错误估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罢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对别人说,也不好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担心,他怎么样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说的“右派”等问题,都写了出来。

毛泽东在1966年已经形成了他的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他要把这个思路告诉江青等“左派”们

在1966年6月之前,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实行这个思路,单靠发表文章是不行的,不能形成打倒“走资派”的力量。唯一的办法,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一是搞“四大”,特别是允许贴大字报,二是发动群众建立造反组织。他也看到,这样做,势必出现混乱,但他认为,为了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乱也是值得的,大乱之后还可以实现大治。由此,他形成了一个由乱到治的思路。

毛泽东甚至认为,不仅如此,乱还是好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青年人。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和他们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也反映出了毛泽东的上述思路。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南昌,对江西省几位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很明显,毛泽东的几次谈话表明,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怕乱,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由“左派”掌握政权的思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也是一次“练兵”的过程。通过这样多次“练兵”,就可以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永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被改变的目的。

正当这时,毛泽东收到了江青从上海发来的信。江青在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提出,她对今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不十分清楚,以及她的种种“担心”。

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左派”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认为江青算是一个“左派”,那么,他自然要把自己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想法,告诉江青。于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侥侥者易折,敫敫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情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久未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综观毛泽东一生,给私人写信,从来没有这样长过。归根到底,这封信从性质上看,不是一封写给私人的信,而是表达他的政见的一种特殊方式。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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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网 责任编辑: 苏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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