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该书并非仅仅停留在对音乐外交相对频繁的美、俄（苏）两国的分析， 还对目前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案例分析和抽象化的理论构建，还基于外国音乐外交的实践经验及中国音乐外交的现实情况，对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国内外纸质媒介2000年至2017年间对中国五个主流乐团的出访报道为例，考察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该书总结了在两国建交前奏或建交纪念日、中外文化年（周）时期、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情况下，中国主流乐团往往会充当“外交先行者”，展示国家形象、搭建文化桥梁、传递合作友谊，且通常选用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类型，以赢得共鸣和认同。但中国更多注重的是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和各项重大活动中采用音乐外交，中国音乐外交更多承担的也是面向各国政要的政治使命，而缺乏对基层民众这一重要群体的重视，忽视了音乐交流、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的、日常的事业。为此，该书为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从传播主体而言，应注重音乐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战略化管理。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扩大与非政府组织、海外机构、学术界、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不同层面群体的合作，运用各自不同优势拓宽音乐外交模式， 并适当弱化政府主导意图、淡化意识形态以让中国文化、中国形象更深入人心。其次，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音乐出访的内容、人员、战术等进行系统的战略管理，在保持文化年、国家年等固定的音乐外交形态的基础上，注重利用数字媒介与世界各地民众进行长远持续的、日常化的音乐交流与分享。如通过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合作、记录和分享音乐，建立长期友谊，润物细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
第二，从目标公众而言，应注重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实现本土化传播。特别对于中国近年来重点开展外交工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其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形态各异，应对目标国的目标受众进行深层细分，根据政治和经济背景、语言、文化价值观、音乐喜好、媒介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如美国并非一直将代表国家音乐文化最高艺术水准的古典音乐作为外交的首选音乐类型，而是根据穆斯林青年喜欢“以说唱的方式表达重要的社会政治信息以及个人强烈的政治意识，追捧嘻哈音乐的反权威性和不羁”，选择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嘻哈大使”音乐外交项目，既注重了本民族的独特表达，又考虑了对象国的接受程度，实现有效的音乐外交。同时，还应格外注重与基层民众以及年轻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第三，从传播内容而言，应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融合性、共通性。首先，近年来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被频繁运用于国内重要事件和国际事务场合，但一首歌曲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形象。未来应充分挖掘56个民族的不同风土人情和文化财富进行音乐创作，因为多样化的音乐类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公众关注中国。其次，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必然蕴含着大量吸引外国群体的传统价值和审美元素，应适当让这些中国元素融合西方的审美习惯进行针对性传播，以使中国理念通过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认同。此外， 应更多地选择表达爱、命运、自然、人性等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题材进行巡演，如表达英雄主义和对爱情坚守的《霸王别姬》、表达对人生终极意义考量和对世界道德深刻反思的《大地安魂曲》等，共通的音乐内容更能引起灵魂的碰撞、情感的共鸣，其所产生的亲近感也更有助于获得受访国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与信任。
本书作者不仅具有优秀的音乐素养基础，还拥有宽广超前的国际视野。音乐和公共外交看似不同领域，但音乐所关乎的人性的“真”与国际关系所追求的“善”让二者存在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公共外交中的载体，承载一国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形象等进行传播，为本国发展创建观念和认同，增加国家“软权力”；另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世界通识的“语言”，创造对话与沟通的机会，潜移默化地消除误解、破除舆论、降低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促进国家、民族、世界向“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靠近。
当然，本书作者也并未将音乐夸大为“神丹妙药”，本书也承认了音乐外交的制约因素——由于音乐本身并不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传达的理念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治意图发生偏离从而疏离外交目的，且人们对一国音乐文化的好感也并不必然能转化为对其政府和权力主体的支持。因此， 当音乐作为公共外交手段时，只有与一国的外交政策相结合，并有规划、有策略地运用才能卓有成效。同时，切不可急于求成地追求音乐外交的短期利益，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魅力将在长远的未来绽放光彩。
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