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存在着公共外交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姚遥博士的新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直面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有深刻创见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基于此书中的一些思想内容做出评述，对如何做好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洞察。
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一词在中国日益风靡。我算是较早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一方面对西方公共外交理论进行了一系列译介与阐释，另一方面也亲身投入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之中。
近二十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是否已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公共外交”一词来源于美国，受此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主流路径。在此影响下，公共外交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始终存在。一些学者没有进行理论原创的自觉、勇气和能力，一方面对他人的原创努力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自己则不加甄别地“收纳”西方理论，手持所谓的“普世理论”大棒对中国实践指手画脚。
姚遥博士的新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正是直面上述问题而提出深刻创见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坦陈，本书希望做到“守正出奇”，但“守正”和“出奇”却都可能引来一些“杂音”——一些人一贯抵触“守正”， 一些人总是厌弃“出奇”。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本书以“新时代”为研究背景，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新”，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融会贯通”。说来无甚“奇”论，然而实事求是地看，当下不乏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解甚至暗怀抵触的外交研究与工作者。他们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有所偏废，或者对两者同时缺乏重视与理解，也许在口头上、文章中、讲稿内将其奉为圭臬，却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将其束之高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人以“学术”之名将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视作至尊——高谈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就是不谈 中华文化；阔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是不论马克思主义。
诚哉斯言！我与姚博士心有戚戚——面对学术和舆论界业已形成的某些话语霸权，诚意守正者总换得伤痕累累，劳心出奇者又屡屡遭受中伤。然而，将目光投诸更宏观的视野，这不也正是中国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命运之缩影？我和姚博士曾有缘一起在欧洲、非洲、拉美开展公共外交调研，面对外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种种迷惑与质疑，我们确实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触动与思想共识——倘若不肩负中华传统的文明担当、倘若不触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中国公共外交将永远面临无法突破的天花板。
2019年3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中国外交官与智库学者访问欧盟，在布鲁日与欧洲学院的青年学生进行对话。欧洲学院被誉为“欧盟党校”，长期为“欧洲一体化”培育管理型人才。在对话中，欧洲未来的“政坛之星”们提出了种种尖锐问题，其中一些核心关切恰是姚博士新著的论述重点。比如，一位学员提问：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不一样，如何中西结合实行马克思主义呢？我说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就拿我今天穿的服装为例。你们可能以为这是中山装、毛装，其实是青年装——就像中国， 既古老又年轻。你们可能不知道，青年装是从普鲁士军服改造而来的，其特别之处在于口袋设计了深红的翻领，十分像西装，因此整个设计可谓中西合璧。同理，中国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中华”以外，“人民” 与“共和国”都是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共产主义，更直接源于西方；甚至中国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耶稣诞辰的年份都是你们说了算。中国把西方的现代性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但却实现了中国化。请注意：我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七八百年的同化，最终成为禅宗、佛学，也即中国化、当地化了；佛教后来在印度衰落，在中国反而发扬光大，还通过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同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结合自身国情，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最终形成的“四个自信”说到底是以文化自信为底蕴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当初号召的“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西方式“二元对立”的革命性思维，经过与包容性的中华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是所谓“人类为体，世界为用”，也标志着中国“走出近代，告别西方”。所以，我们不是按马克思教条搞社会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就是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中国却平稳发展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独立自主，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正是在此意义上，姚遥博士在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中实现“本土化”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必须同时懂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懂中华传统文化，何以理解中国、安身立命？不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怎敢分析世界、挥斥方遒？
以此为主题，本书在理论建构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突破，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必须摆脱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约束。作者阐释了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认为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在主体建构上不断倡导“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只有我们既把中国特殊化，亦把西方特殊化，才能在集合了“多元特殊化”之后，最终建构起一幅真正的“世界图景”。与此同时，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出发，提出在面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时，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层方法是必须掌握的理论工具，认为公共外交的对象不应是铁板一块的“国家”或凝固均质的“公众”，而是体现了该国社会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总而言之，只有在主体上用中华传统文化建构并强化“中国身份”，在客体上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剖对象国各社会阶层， 新时代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我和姚博士上一次同行，是在巴西出席国际会议并开展公共外交调研。我们一起访问了米纳斯州黑金城，这座因殖民者开掘金矿而崛起于17世纪末的巴西老城，在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过度开发与纸醉金迷之后，伴随着印第安人与非洲黑奴的血泪与哀号之声，于18世纪末因黄金枯竭而最终没落， 整个城镇几乎停止运转，被凝固在了18世纪繁华的瞬间。今天留下的只有当年繁盛时期西方殖民者兴建的一座座教堂，一位身体残疾的黑人奴工之子凭借超凡的绘画天赋，在画壁上绘就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宗教形象——愁眉苦脸的天使。那愁苦的表情，恰如我们在会议中所见到的巴西学者们——他们正为一位即将当选的民粹主义总统而心烦意乱。“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之下，愁苦与烦恼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想这也是他们对我和姚博士所作的关于中华传统文明的两场演讲反响强烈的原因吧。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针对自身传统的文化解构过程，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缺乏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自觉。没有价值理念的拨乱反正，如何做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在此意义上，姚遥博士的新著为我们推开了一扇汇入新风的明窗。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