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对文化交流的看法
对文化交流的重视，在外交工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楚图南在领导对外文化协会开展人民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对文化交流有过一些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生活不断进步发展的成果。”“只有开展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并且有利于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有利于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安定的政治局面，雄厚的国力和自身的、人所公认的优秀文化。既然是交流，就需要双方情愿，要讲平等。”这些观点为艰难时期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
关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平等”，“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是很好的诠释。周恩来总理不仅关心对外文协的组织建设，还指导对外文协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同时鼓励对外文协“走出去”，除了官方的接触以外，还要广泛地和各国进行民间交往。用周总理的话说，叫做：“争取人民，了解人民， 寄希望于人民。”
“走出去”方面，为了增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对外文协派出的代表团“北到北极圈的冰岛，南到南美洲的智利，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1954年到1966年间，楚图南领导的对外文化协会“派出的文化艺术及友好代表团上百个”。1956年，楚图南率领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南美四国进行访问演出，艺术家们通过文化交流向南美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风貌，既“打动了拉美各国的人心，也撒下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的种子”。
“请进来”方面，1956年1月，楚图南以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了至少18个国家的文化友好协会团体和个人访问中国。1960年，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了第一个由日本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影响很大。广泛的双向民间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楚图南在1956年关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出访欧洲14国的报告中深入阐述了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对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 争取团结国际友人，扩大国际和平力量方面”有积极影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94）。中国的艺术团体用无国界的艺术语言在欧洲掀起“中国热”，在外国民众中形成了关于中国的良好舆论。
学者型的外交活动家
《楚图南传》的作者张维认为，楚图南是“学者型的民间外交活动家”，在突出楚图南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强调了其翻译家和学者等身份对外交活动的影响。楚图南能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有出色表现，和他广泛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分不开的。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东北、山东、河南、云南等地执教，成为学术界有数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并以教学工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胡君亶，1985）。在云南的教学过程中，“按照李大钊指示，在学术中传播革命思想，学生李生萱，后来的哲学家艾思奇，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周良沛，2008）。
教书育人和革命工作两不误的楚图南同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楚图南是我国最早译介惠特曼《草叶集》和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等作品的学者。他甚至还翻译过英国地理学家迪金森和霍华士合著的《地理学发达史》，这是因为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的他本想就读外文系，但却进了史地系。史地学习并没有影响楚图南英语学习的热情，广泛的涉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同时也对后来从事公共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楚图南的儿女们认为他在公共外交外交工作中的游刃有余也与他广泛的知识结构有密切关系，“他可以和欧洲的朋友讨论希腊神话和尼采，和苏联朋友讨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美洲朋友讨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日本朋友研究中国的书法和儒学”（楚泽涵等，1999）。楚图南的阅历给从事公共外交工作的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徐惊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