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外交”时期是打开外交局面的关键时期。楚图南是“人民外交”理念的践行者之一。他主持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广泛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既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

著名社会活动家楚图南，因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人民外交活动方面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他从1954年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楚图南主持对外文化协会工作期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好是中国政府的第二次建交热潮期，对外文化协会所践行的正是文化交流工作中的“文化先行”理念。

对外文化协会的成立与贡献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于1954年。协会的名称发生过一些变动，到1966年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初期一度被迫停止活动。到1969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期间，楚图南一直担任会长职务。此后直到1986年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老始终参与了协会的领导工作。楚图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道，被称为“三驾马车”，构成了新中国对外工作中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外交学会专门接待各国官方人士，如议员、党派领袖等，对外文协和贸促会则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人士”（张维，2008）。

包括“三驾马车”在内的中国民间机构，成为了中国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中国初期成立众多的民间机构的问题，楚图南认为，这些机构“可以在未与我建交的国家官方往来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文化艺术同各国来往交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些机构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情况，宣传新中国的政策，让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楚图南，1993）。

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文化教育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了解中国。“以往的经验表明，在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人民的、民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为建交开辟道路，打基础。而建交以后，人民外交又是政府外交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显得灵活、机动”（楚图南，1993）。从最初的对外文化协会到后来的对外友协，一路走来发展到今天，协会“已设立46 个中外地区、国别友好协会，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近500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

楚图南对人民外交的看法

人民外交的提法，和特定时期中国面临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建国初期，“针对当时的国际孤立环境，民间外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用来打破国际孤立的路径，而文化则是开启这些民间交往的钥匙”（刘海方，2016）。楚图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我们一方面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因此，我们要发展，就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党中央的意见是要开展人民的外交，通过与人民的来往，宣传新中国， 使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以有利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总理十分强调，政府之间，你反对中国，但人民的工作，我们会做，也必须去做”（楚图南，1993）。这就是人民外交最初开展的目的，人民外交也由此成了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种思想和活动方式。

这样的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民间外交、人文外交、文化外交等一系列概念的拓展。学界对这些说法有过诸多讨论和论述，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交形式都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楚图南主持对外文化协会工作期间，正好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的时期（李进军，2013）。在楚图南主持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开展了丰富多彩且卓有成效的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灵活性是人民外交的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认为，“中国的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密切结合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关于人民外交，楚图南也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他认为相较于政府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民外交更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由于人民外交的灵活性，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民间交往，拓宽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以达‘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之目的”（于洪君，2016）。

楚图南对文化交流的看法

对文化交流的重视，在外交工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楚图南在领导对外文化协会开展人民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对文化交流有过一些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生活不断进步发展的成果。”“只有开展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并且有利于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有利于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安定的政治局面，雄厚的国力和自身的、人所公认的优秀文化。既然是交流，就需要双方情愿，要讲平等。”这些观点为艰难时期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

关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平等”，“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是很好的诠释。周恩来总理不仅关心对外文协的组织建设，还指导对外文协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同时鼓励对外文协“走出去”，除了官方的接触以外，还要广泛地和各国进行民间交往。用周总理的话说，叫做：“争取人民，了解人民， 寄希望于人民。”

“走出去”方面，为了增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对外文协派出的代表团“北到北极圈的冰岛，南到南美洲的智利，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1954年到1966年间，楚图南领导的对外文化协会“派出的文化艺术及友好代表团上百个”。1956年，楚图南率领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南美四国进行访问演出，艺术家们通过文化交流向南美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风貌，既“打动了拉美各国的人心，也撒下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的种子”。

“请进来”方面，1956年1月，楚图南以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了至少18个国家的文化友好协会团体和个人访问中国。1960年，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了第一个由日本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影响很大。广泛的双向民间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楚图南在1956年关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出访欧洲14国的报告中深入阐述了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对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 争取团结国际友人，扩大国际和平力量方面”有积极影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94）。中国的艺术团体用无国界的艺术语言在欧洲掀起“中国热”，在外国民众中形成了关于中国的良好舆论。

学者型的外交活动家

《楚图南传》的作者张维认为，楚图南是“学者型的民间外交活动家”，在突出楚图南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强调了其翻译家和学者等身份对外交活动的影响。楚图南能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有出色表现，和他广泛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分不开的。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东北、山东、河南、云南等地执教，成为学术界有数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并以教学工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胡君亶，1985）。在云南的教学过程中，“按照李大钊指示，在学术中传播革命思想，学生李生萱，后来的哲学家艾思奇，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周良沛，2008）。

教书育人和革命工作两不误的楚图南同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楚图南是我国最早译介惠特曼《草叶集》和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等作品的学者。他甚至还翻译过英国地理学家迪金森和霍华士合著的《地理学发达史》，这是因为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的他本想就读外文系，但却进了史地系。史地学习并没有影响楚图南英语学习的热情，广泛的涉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同时也对后来从事公共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楚图南的儿女们认为他在公共外交外交工作中的游刃有余也与他广泛的知识结构有密切关系，“他可以和欧洲的朋友讨论希腊神话和尼采，和苏联朋友讨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美洲朋友讨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日本朋友研究中国的书法和儒学”（楚泽涵等，1999）。楚图南的阅历给从事公共外交工作的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徐惊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