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虽然日渐呈现出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特点，但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各国不变的共识，国际关系博弈也仍倾向于“软实力”的较量。“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之一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便是其中的一个新兴典型。考察中韩关系，博物馆几乎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朴槿惠总统任期内，两国就“博物馆外交”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而在研究层面，“博物馆外交”尤其是中韩“博物馆外交”则乏人问津。本文即旨在通过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视角与中韩博物馆外交的双案例研究来探索“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绪论
当今世界，“软实力”仍旧是地区强国、世界大国之间博弈的主题之一。“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作为新兴的典型之一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日渐凸显。
在中韩关系中，“博物馆外交”一直是一个高频词。从接待了自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到朴槿惠在担任大国家党主席期间参观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担任总统期间参观的西安秦兵马俑遗址博物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再到哈尔滨安重根纪念馆， 及至习近平主席夫妇访问韩国期间就餐的首尔家具博物馆，博物馆贯穿了中韩建交以来的双边关系。然而，尽管中韩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博物馆外交”并且在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好评，但在学术界的研究层面则乏人问津。本文试图回答中韩之间为什么出现“博物馆外交”这一现象，“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并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考察现有关于“博物馆外交”的研究，虽然《中国文化报》曾号召做好博物馆外交，中国学者张昭（2014）、陆建松、韩翊玲（2011）、张鹏（2014）和朱晓云（2015）等也做出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上仍不足，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多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甚少国际关系背景相关人员涉猎这一领域。
在韩国，博物馆在外交中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虽然韩国《中央日报》2015年11月5日曾刊文积极评价了朴槿惠在2015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期间将欢迎宴会设置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但是就搜索情况来看，韩国学界对这一领域尚无人问津。
国际上，自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基于文化影响力针对公众的外交行为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博物馆外交”也被相关学者关注。Da Kong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对外借展对于塑造中国海外形象的作用，指出了当前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辛西娅•P.施耐德（2003）则研究了美国二战后通过包括博物馆外交在内的文化外交赢得欧洲人心的成功经验。Yunci Cai（2013）则从新加坡与法国的博物馆合作的案例点出了法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博物馆外交。
综上所述，目前就“博物馆外交”的专门研究一方面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在现有研究中即便提及“博物馆外交”，也多是外交中的博物馆，而并未突出博物馆在外交实践中的主体性。
理论视角与概念界定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论述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世界权力本质的转变时提出。他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并非面临着世界权力的衰落，而是权力的流散。为了应对这一权力本质的变化，奈提出美国需要将权力视野超越传统的军事和经济领域，而去考虑其他维度的权力，如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即通过吸引力来影响并改变他者偏好的能力。不同于“硬实力”表现为命令、强制和驱使，并更多依赖于武力、制裁、利诱等，“软实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吸引力和同化性力量，更多依赖于价值观、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软实力”资源的运用，如流行文化的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跨国合作的开展等可以帮助国家构建一种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与该国国家利益逐渐相适应。
“文化外交”被认为是在国际舞台实践“软实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文化外交”目前比较广泛采用的定义由辛西娅•P.施耐德作出，她认为文化外交是“在国家间或各国公民间通过交流想法、资讯、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内容来促进互相理解”的外交方式。而博物馆作为文化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和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的文化教育的社会公共机构，自然而然在“文化外交”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博物馆外交”尚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博物馆”外交即利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风土人情等陈列和特殊设计的空间传达外交意图或进行外交活动的外交方式。
“博物馆外交”相比其他外交方式，区别在于“博物馆外交”的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集中性，博物馆能集中性地展现一国或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情况，具有极强的展示与宣传作用；其二是公共性，由于博物馆承担着大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公众指向；其三是特殊空间，博物馆的研究与教育功能要求其必须具备一定规模且带有主题性的空间。
博物馆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如下两重角色。其一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博物馆系统陈设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如韩国承办G20峰会期间，特意组织了各国元首夫人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集中性地展示了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二是表达特定政治态度的工具。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家而言，国家的历史叙事是近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合法性来源。而系统性展示国家历史叙事的博物馆则是国家表达其官方历史与政治态度的重要工具。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因其访问日本时在“亚洲未来”国际大会上的演讲被有关媒体错误传播为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而紧急访问中国澄清事实，并特意参观了沈阳九一八博物馆。通过参观这一博物馆，李显龙充分表达了他对于中日历史的态度，解开了中国民众的疑虑。
案例研究
为减少一般单案例研究造成的片面性，本文从中韩双方各自选取一个案例进行研究，“首尔家具博物馆中的中韩领导人会晤”侧重于博物馆对于宣传与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作用，“安重根纪念馆中的中韩历史共识”侧重于博物馆对于国家表达历史态度、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作用。
首尔家具博物馆中的中韩领导人会晤
2014年7月，应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韩国。双方就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习近平主席在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同时发表题为《风好正扬帆》的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中韩关系。7月4日，朴槿惠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彭丽媛在首尔城北洞家具博物馆举行了特别午宴，引发了多国媒体的关注。
午宴地点首尔城北洞的韩国家具博物馆是一座私人博物馆，汇聚了宫殿、住宅、厨房等10栋传统韩屋建筑，院内花木飘香，移步换景。博物馆主体建筑的屋顶，是日治时代被拆掉的昌庆宫屋顶的一部分，瓦当上还保留有象征王权的龙图腾。室内全部为原木装潢，抬头可见传统的立柱、大梁结构，地上点着宫灯，敞厅壁上绘着一幅腊梅图，两侧小桌上也应景地插着几支布艺梅花。屋内则收藏着2500多件朝鲜时代的木制家具，秉承“生活本身即是艺术”的理念，按其实际用途摆放在韩屋中。
韩国家具博物馆是集中展现韩国古典家具及其承载的韩国古典文化的窗口。韩国将中韩领导人午宴设置在这一古色古香且颇具历史渊源的家具博物馆之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习近平夫妇的款待和尊重，因为两国历史上的渊源，中国领导人也会对家具博物馆的环境和主题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另一方面，该选择别出心裁，令两国媒体主动聚焦。韩国借此也向中国及世界民众宣传了韩国的传统家具承载的古典文化，也吸引了中国民众在前往韩国旅行期间参观该博物馆，从而达成了韩国“文化外交”的目的。
中韩应当继续巧用“博物馆外交”，在博物馆的精巧布置中展示双方的灿烂历史文化，并在博物馆的陈设内容上求同存异，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安重根纪念馆中的中韩历史共识
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了日本的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安重根被当场逮捕，后被处死。这一事件中的伊藤博文被日本民族视为现代化的先驱者，安重根则被朝鲜民族尊为独立建国的代表，两人均在各自国内享有极为崇高的历史知名度和威望。
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方面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设址纪念安重根。但考虑到纪念安重根必然会刺激日本，长久以来，中国方面对待安重根问题保持低调。随着当时中日关系渐行渐远、中韩关系渐趋紧密，安重根问题被重新提上了议程。
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现场哈尔滨火车站纪念安重根，是韩国政府的夙愿。朴槿惠就任总统以后，于2013年6月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能设立安重根纪念碑。令韩方惊讶的是，中国不仅答应了韩方的要求，而且还将纪念碑升格为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纪念馆。纪念馆于2013年11月开始动工，由哈尔滨火车站贵宾休息室改造而成。2014年年初，安重根纪念馆正式开馆。开馆仪式规格颇高，表明了中方对此纪念馆的高度重视。5月9日，韩国政府特派代表团正式访问了安重根纪念馆，向中方表示感谢。通过此次博物馆外交，朴槿惠政府不仅再次表达了韩国在涉日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而且也巩固了韩国现代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朴槿惠政府连续4周下跌的执政支持率反弹至46.1%。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此事表态，“我国一直都在向韩国政府表明安重根是罪犯的立场”“韩国这样的举动不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一言论随后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的驳斥。
总结来看，一方面，根据韩国网民的反馈，中方隆重设立安重根纪念馆一事在韩国民众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两国的民间进一步交往构建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认可安重根的义举声援了韩国涉日问题上的历史立场，表达了中国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中韩的互动给日本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
结论
“博物馆外交”是“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因博物馆能集中性地展示国家的历史文化，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空间，使得其在宣传推介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窗口作用，在巩固国家政权历史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工具作用。中韩关系中，一方面，由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兴盛与韩国“文化外交” 的全球战略，博物馆在韩国包括对华关系的诸多外交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韩国希望通过在外交中利用博物馆的窗口作用，集中性地展示韩国的古典文化与流行文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着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中韩两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的二战侵略历史及其遗留问题，使得博物馆作为系统表达国家历史叙事的重要载体得到了中韩两国政府的重视。中韩两国政府希望以博物馆的形式来表达其就与日本相关的历史问题上的共识，从而共同敦促日本正确面对并妥善处理相关历史问题。
郝 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生，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青年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