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虽然日渐呈现出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特点，但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各国不变的共识，国际关系博弈也仍倾向于“软实力”的较量。“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之一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便是其中的一个新兴典型。考察中韩关系，博物馆几乎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朴槿惠总统任期内，两国就“博物馆外交”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而在研究层面，“博物馆外交”尤其是中韩“博物馆外交”则乏人问津。本文即旨在通过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视角与中韩博物馆外交的双案例研究来探索“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绪论
当今世界，“软实力”仍旧是地区强国、世界大国之间博弈的主题之一。“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作为新兴的典型之一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日渐凸显。
在中韩关系中，“博物馆外交”一直是一个高频词。从接待了自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到朴槿惠在担任大国家党主席期间参观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担任总统期间参观的西安秦兵马俑遗址博物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再到哈尔滨安重根纪念馆， 及至习近平主席夫妇访问韩国期间就餐的首尔家具博物馆，博物馆贯穿了中韩建交以来的双边关系。然而，尽管中韩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博物馆外交”并且在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好评，但在学术界的研究层面则乏人问津。本文试图回答中韩之间为什么出现“博物馆外交”这一现象，“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并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考察现有关于“博物馆外交”的研究，虽然《中国文化报》曾号召做好博物馆外交，中国学者张昭（2014）、陆建松、韩翊玲（2011）、张鹏（2014）和朱晓云（2015）等也做出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上仍不足，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多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甚少国际关系背景相关人员涉猎这一领域。
在韩国，博物馆在外交中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虽然韩国《中央日报》2015年11月5日曾刊文积极评价了朴槿惠在2015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期间将欢迎宴会设置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但是就搜索情况来看，韩国学界对这一领域尚无人问津。
国际上，自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基于文化影响力针对公众的外交行为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博物馆外交”也被相关学者关注。Da Kong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对外借展对于塑造中国海外形象的作用，指出了当前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辛西娅•P.施耐德（2003）则研究了美国二战后通过包括博物馆外交在内的文化外交赢得欧洲人心的成功经验。Yunci Cai（2013）则从新加坡与法国的博物馆合作的案例点出了法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博物馆外交。
综上所述，目前就“博物馆外交”的专门研究一方面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在现有研究中即便提及“博物馆外交”，也多是外交中的博物馆，而并未突出博物馆在外交实践中的主体性。
理论视角与概念界定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论述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世界权力本质的转变时提出。他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并非面临着世界权力的衰落，而是权力的流散。为了应对这一权力本质的变化，奈提出美国需要将权力视野超越传统的军事和经济领域，而去考虑其他维度的权力，如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即通过吸引力来影响并改变他者偏好的能力。不同于“硬实力”表现为命令、强制和驱使，并更多依赖于武力、制裁、利诱等，“软实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吸引力和同化性力量，更多依赖于价值观、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软实力”资源的运用，如流行文化的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跨国合作的开展等可以帮助国家构建一种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与该国国家利益逐渐相适应。
“文化外交”被认为是在国际舞台实践“软实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文化外交”目前比较广泛采用的定义由辛西娅•P.施耐德作出，她认为文化外交是“在国家间或各国公民间通过交流想法、资讯、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内容来促进互相理解”的外交方式。而博物馆作为文化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和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的文化教育的社会公共机构，自然而然在“文化外交”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博物馆外交”尚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博物馆”外交即利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风土人情等陈列和特殊设计的空间传达外交意图或进行外交活动的外交方式。
“博物馆外交”相比其他外交方式，区别在于“博物馆外交”的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集中性，博物馆能集中性地展现一国或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情况，具有极强的展示与宣传作用；其二是公共性，由于博物馆承担着大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公众指向；其三是特殊空间，博物馆的研究与教育功能要求其必须具备一定规模且带有主题性的空间。
博物馆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如下两重角色。其一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博物馆系统陈设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如韩国承办G20峰会期间，特意组织了各国元首夫人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集中性地展示了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二是表达特定政治态度的工具。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家而言，国家的历史叙事是近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合法性来源。而系统性展示国家历史叙事的博物馆则是国家表达其官方历史与政治态度的重要工具。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因其访问日本时在“亚洲未来”国际大会上的演讲被有关媒体错误传播为支持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而紧急访问中国澄清事实，并特意参观了沈阳九一八博物馆。通过参观这一博物馆，李显龙充分表达了他对于中日历史的态度，解开了中国民众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