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思考和研究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并探寻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在简要分析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五大困境，即概念界定困境、一厢情愿困境、存异困境、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和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并提出了走出上述困境的出路，以期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顺利推进有所裨益。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简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起航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复合相互依赖度的加深使得中国必须重新定位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在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一讲话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标志性节点。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简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因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借鉴的经验少，要确保建设顺利进行不仅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而且需要精心设计和深入思考。其次，由于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涉及诸多国家、诸多政策领域，各个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最后，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时还面临着妥善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美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中国的周边，但是美国的影响却一直在中国周边，因此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存在于中国周边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外交绕不开美国，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如何应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诸多举措，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而且考验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抗“骚扰能力”。科学、理性地看待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是顺利建设的重要前提。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
概念界定困境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勾勒出了“共同体”的大致线条，即主要参与者是中国与周边，性质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周边”的“边”到底在哪里？“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到底涵盖哪些方面？事关个人“生死”的因素比较好确定，而事关国家共同体“生死”的因素则很难界定，是以国家利益的受损度，还是以国家安全的受威胁程度为标准；是以国家政权的稳定度，还是以民众的幸福指数为标准；抑或是以上述综合因素为标准。如果不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化，就会使其在构建时缺乏可操作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要困境是概念界定困境。
一厢情愿困境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显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中国加大投入，也需要其他国家给予理解和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参与是共同体建设的正确姿态，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一厢情愿的可能。“共同体” 理念是由中国最先提出来的，如何使人接受值得缺乏关注。从领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看，中国都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中体量最大的国家， 因此在共同体建设中，容易陷入一厢情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中国热火朝天地积极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些周边国家则采取“选择式”参与，有些国家则无法放下历史恩怨。这种困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周边国家未能深刻认识到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和共赢性。
存异困境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化，共同化以共同性前提。共同性是标识共同体的身份密码。但是诸多国家参与的共同体建设同时面临着存异困境。求同与存异如何平衡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是理论层面，即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应在哪些政策领域求同，在哪些政策领域存异？求同到什么程度，存异到什么程度？理论层面上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其次是实践层面，即在具体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如何实现某些政策领域的逐步趋同？如何保留某些政策领域的差异，如何将求同与存异辩证统一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框架内，是实践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最后，成员国民众心理的接纳度也应当重视。即民众能够接受哪些政策领域的共同化，接纳到什么程度？民众需要保留哪些政策领域的存异，程度如何？
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
一般情况下，主权国家构建的共同体通常从相似度高且不太敏感的政策领域开始推进共同体化。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同样遵循上述规律，即从相似度高和不太敏感的政策领域开始推进共同体建设。但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仅多，而且错综复杂，随着共同政策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共同程度的加深，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会越来越触及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和敏感领域，特别是在关于主权让渡或安全诉求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深化，克服困难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费心。如果无法克服上述困难，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将陷入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
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
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是为了化解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社会中引起的“不适感”，由于周边与中国在地理上临近，因此这种“不适感”有很大的市场。中国对周边国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致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大多是对中国的倡议作出回应或反应而已，即周边没有把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化到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即外部压力所激发的动力与共同体的内生动力衔接不畅。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出路
科学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
首先，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方法要科学。由于“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此对于“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界定需要由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进行。其次，界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恰当，不仅要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和周边环境，还要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具体情况，即命运共同体所涵盖的范围要适中，速度不能过快，内容不可太杂，应该本着“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事”的思想。最后，应增强概念的可操作性。“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概念，需要中国与周边切实合作和不断共同化才能实现。综上所述，科学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于顺利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
营造共同参与的氛围
中国与周边的共同参与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的力量，增强共识，则在本地区凝聚起支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定力量。为了增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力量，必须营造共同参与的氛围。首先是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同界定与认同；其次，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工作；最后，共同监督成员国的实践活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任务，为确保完成，则必须进行共同监督。
在“求同”中“存异”
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各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着眼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现实情况，明确求同和存异的主要政策领域。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积极存异，既可以使命运共同体更接地气，又可以把有限的力量用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共同化上，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各成员国民众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舒适度，而且有助于保持中国与周边的多样性。“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将使命运共同体建设既实现“共同”，又保持本性，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
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应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为了确保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够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实现共同化，首先必须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即深层共同化如何开展。其次，构建有效的“浅”“深”衔接机制。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浅层共同化的逐步实现，有意识地将浅层共同化成果引入深层共同化发展阶段，实现浅层共同化向深层共同化的自然过渡是避免“浅层共同体困境”的有效途径。最后，构建系统的困难化解机制。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逐步深化，各种敏感问题和核心利益的分歧不断凸显，因此采用积极的预防和化解机制，是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综上所述，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要求成员国在思想和意识领域的深度沟通，而且要求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进而在深化的轨道上顺利前进。
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需要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且这种动力必须是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内部动力的有效生成取决于完善的内部动力生成机制，因此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非常重要。从构成看，思想、机制和物质三大方面是内部动力生成的重要基础，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首先应加强成员国的认同感，强大的认同感是内部动力生成的思想源泉。其次，由于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国较多，因此内部动力的生成需要相关机制的引导，如合作机制、协商机制、援助机制等。最后，夯实内部动力产生的物质基础，确保成员国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科学有效地运用到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综上所述，强化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需要同时从思想、机制和物质三大主要层面同时推进，同时还需三大层面有机结合，共同生成源源不断的内部动力。
余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更需要精密而细致的计划与设计。为了确保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深入思考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结合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当前的国际形势，探索出化解这些困境的出路。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河北社科联201603030201。
王亚宁：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边防系边管教研室教授、边境与入境安全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