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年初，关于安倍是否在2021年第3个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后继续担任自民党总裁以及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实现第四次连任的话题在日本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这种预热讨论深层次反映出了安倍政权正面临着很多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内政外交课题。就内政而言，安倍之夙愿，即修改实施新《日本国宪法》正面临困难；在外交层面，日俄领土问题与日朝关系正常化问题无疑为当前安倍政权最为关心的问题。

自2019年年初开始，有关“安倍四选”的话题在日本引起不小的关注, 今时今日，依然是热门话题。所谓“安倍四选”，即有声音希望安倍晋三在2021年9月第三个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后，继续担任自民党总裁以及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实现第四次连任。比如：根据《读卖新闻》报道，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3月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安倍继续连任是“充分可行的”。自民党总务会长加藤胜信也表示，只要日本国民中有更多希望安倍首相继续连任的声音，那么自民党会采取回应。日本在野党则纷纷批评安倍继续连任是“噩梦”。从1952年自民党成立至今，其党总裁的任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早期的时候有“一届两年”“一届三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集权，所以党总裁任期较短。进入平成时代，特别是千禧年后，由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出现了“两届六年”的党总裁任期，旨在维护自民党政权的稳定。不过，自民党总裁任期的延长并没有遏制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的态势，直到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日本才迎来了近年颇为罕见的长期政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自民党高层特意为安倍晋三修改党章，将党总裁任期延长为“三届九年”。尽管如此,与欧美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首相的任期显然还是短一些.伴随着安倍首相长期执政，自民党内出现一些溜须拍马的声音是正常的。与上一次表现得较为克制不同，安倍首相起先对第四次连任表现得较为积极，比如他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就表示“自民党的事情应该由自民党充分讨论”“我今年虽然65岁了，但干劲十足”,后来迫于民意的压力才表示“不会连任,只干完这一届”。这也就是说，安倍晋三对继续连任并不拒绝。因此，自民党内固然会有一些人发自内心地希望安倍晋三在2021年9月第三个党总裁任期结束后再做三年，但也不排除这是安倍自己释放出来的探测气球，意在观察各方反应。日本首相往往来自国会中多数党领袖，且《日本国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首相的任期，所以安倍晋三在2021年后继续担任首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自民党可以再次修改党章，或者将党总裁与首相剥离，不再由同一个人担任。不过，安倍于2018 年9月才刚刚开启第三个党总裁任期，现在就开始预热讨论第四个任期的事情，未免操之过急。笔者认为，这其实从更深层次反映出安倍政权正面临着很多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内政外交课题。就内政而言，修改《日本国宪法》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夙愿，但它未必能够在2021年前实现。诚然，从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席来看，执政党占据了绝对优势，但2019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有可能会打破执政党在参议院中的优势地位，而一旦议席数量减少，那么安倍修宪的难度也将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国民对于修宪的态度依然较为稳定，根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2018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必要”修改宪法。这样的结果与《日本国宪法》规定的修宪要求——“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仍相距甚远。相信安倍首相也深知在2021年前实施新宪法是极其困难的。

在外交层面，在当前中日关系总体改善、日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背景下，安倍晋三最为在意的就是日俄领土问题与日朝关系正常化了。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安倍晋三于同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按照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的观点，“这是中日两国中断近8年之久的高层互访全面恢复的重要标志”。2019年6月，G20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习近平主席前往出席，说明中日关系已经走出了此前的低迷，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在日美关系上，尽管两国在经贸赤字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在政治、安保等领域的关系无疑较为稳定。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执行者，特朗普还于2019年5月25日再次访问日本，会见新天皇德仁。这表明日美关系总体稳定，经贸赤字问题暂时没有冲击到两国关系的全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至今仍未解决的日俄领土问题、日朝邦交正常化问题就成了亟需解决的外交课题。日俄关系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而观察最近3次日俄首脑会谈其实可以发现，两国关系着实有了巨大的进步。2018年11月，安倍与普京在新加坡东盟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就基于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加速两国和平条约谈判达成共识；同年12月，两人在阿根廷参加G20峰会之际再次会晤，协商决定组建新的和平条约和领土谈判机制；在2019年1月的日俄首脑会谈上，双方则就缔结和平条约的方向展开研究，并力争在6月达成基本共识。按照当前的进度，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日俄和平条约》的缔结有可能在安倍晋三首相任期内实现，而该条约的缔结也将有助于日俄乃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日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无疑是一大绊脚石。诚然，很多观点认为日俄领土问题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而这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忽视安倍与普京在解决该问题上的积极性。目前为止，安倍与普京已经会面25次，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基础。这至少说明普京愿意就该问题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并且也有一定的意愿来解决日俄领土问题，降低该问题对日俄关系发展的阻碍。从这个角度而言，只要日俄双方能够见面，并且能够围绕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就是一大进步。

日俄领土问题之所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就在于它不仅事关日俄两国， 更涉及其他方方面面。比如，领土问题与国家主权紧密相连，在当前安倍与普京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之际，可以想见两人不会轻易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日美同盟的背景下，如果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给日本，那么驻日美军、导弹防御系统将有可能登岛，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大威胁； “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基于二战后的《雅尔塔协定》，俄罗斯如果在该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则意味着二战的结果被否定、二战的历史被改写，这必将对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然而，在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两国社会舆论存在的温差。

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将“北方四岛”中的齿舞群岛和色丹岛让渡给日本是符合1956年的《日苏共同宣言》精神的。但是，根据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18年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74%的俄罗斯受访者不支持将岛屿交给日本以换取经济投资等好处。隶属于俄罗斯政府的“公共舆论基金”（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在2018年发布的一项民调则显示，仅有12%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应该由日俄两国共同管理“北方四岛”。这说明， 俄罗斯社会主流舆论在领土问题上依然强硬，并没有太多松动的迹象。

与此同时，日本民众近年来确实开始接受灵活收回“北方四岛”的方式，而不再拘泥于必须将“四岛”返还。比如，《每日新闻》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收回领土”；《日本经济新闻》在同年发布的民调也显示出类似的答案，即60%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收回一部分领土也应该进行交涉”。

如上可以看出，日俄两国民众对于“北方四岛”的认知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即使俄罗斯政府有意按照《日苏共同宣言》精神将其中两个岛让渡给日本，日本政府也接受暂时收回两个岛“主权”的结果，但是两国社会民意的分歧，特别是俄罗斯民众在领土问题的坚守，必然会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外交决策。笔者认为，日俄两国今后应该深化民间往来，唯有两国民众增加彼此的了解，才有助于促进两国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说《日俄和平条约》有望在安倍晋三首相任期内缔结的话，那么日俄领土问题肯定是在“后安倍时代”才有可能解决了。

在日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安倍晋三首相在2019年年初的新年随感中就明确提到了要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而日朝邦交正常化恰恰就是日本战后外交的遗留问题之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日媒专访时称，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此后，安倍首相又在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将这一态度转变传达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安倍首相此前一直把解决绑架人质问题作为日朝首脑会谈的前提，如今的态度转变受到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日朝首脑会谈何时举行还难以判断，但预计不会再次出现日本首相“闪电”突访朝鲜的情况。1945年战后至今，日本首相曾两次踏上朝鲜领土， 即2002年和2004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在小泉第一次访朝前夕， 日本政府并没有及时告知美国访朝事宜，且最终日朝政府还签署了涉及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等内容的《日朝平壤宣言》。然而，今时今日，时与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小泉纯一郎任期内，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冷淡，且布什政府还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所以日本能够在日美朝三边关系中发挥沟通管道的作用，这也是布什政权能够容忍小泉纯一郎访朝的原因之一。如今，美朝首脑已经举行了两次会谈，且韩国取代日本在美朝关系中发挥着主要沟通管道的作用。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朝鲜而言，日本的分量已然下降，双方并不需要通过日本来传话。现在的客观实际问题不是安倍首相掌握了日朝首脑谈判的主动权，而是金正恩是否愿意会见安倍晋三。

安倍政权此前对朝鲜态度一直强硬，反复强调要最大限度施压，而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似乎是其对朝政策的转折点。在两次美朝首脑会谈上，特朗普均向金正恩提及了解决日朝人质绑架问题，但金正恩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回应。这说明，安倍首相希冀通过美国来向朝鲜施压，进而迫使金正恩与其对话的策略失败。因此，安倍政权不得不调整对朝政策。实际上，在安倍首相此次公开表态前，日本外务省4月23日发布的2019年度《外交蓝皮书》中， 删除了此前沿用的对朝强硬表述，如“通过一切手段将压力提高至最大程度”等。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安倍政权的对朝政策将会有所转变，或淡化对朝强硬态度，转而寻求积极对话。

除了借美国来对朝施压策略失败外，安倍政权转变对朝策略也由于东北亚地缘政治角力变化。2019年4月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金正恩已经与中国、韩国以及美国领导人均举行了首脑会谈，也就是说，在六方会谈成员国中，只有日本仍被排除在外。尽管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依然在执行中，但随着朝鲜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走近，特别是朝鲜在放弃核武器方面的态度，解除制裁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若继续执拗于对朝强硬、对朝施压，将会进一步错失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契机，甚至今后将会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安倍政权对朝外交出现转变的苗头值得鼓励，但如何构建日朝之间的政治互信才是最为关键的。在安倍首相公开表态后不久，朝鲜于2019年5月4日发射了数枚短程飞行物，尽管难以判断这些短程飞行物是否导弹，也难以判断朝鲜此次发射的飞行物是否与安倍首相的表态有关，但日朝领导人之间缺乏政治互信是事实，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炒作与渲染以及日本外交紧跟美国的战略走向，都使得金正恩难以充分信任安倍晋三。

诚然，自1945年战后至今，日本与朝鲜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两国建交的难度要略小于日本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难度。同时，日朝之间不像日俄之间存在涉及主权的领土纷争，绑架人质问题解决的难度也远低于日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如果说日俄关系是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的话，那么日朝关系的潜力同样不可小觑。接下来，如何通过具体的实际行动获得朝鲜方面的信任，才是安倍政权最需要认真思考和执行的问题，仅通过几句表态是无法获得朝鲜方面信任的。

最后，安倍晋三是否会在2021年9月卸任自民党总裁后谋求连任，还难以判断，毕竟自民党内还将有一番博弈。对于邻国日本政界出现的这样的态势，我们必须保持关注。

陈洋：《环球时报》评论编辑，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