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末,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喧嚣不断。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的背后,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对华战略正出现重大转向,中美关系似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演进。认识美国的对东亚外交,及其背后的中国因素需要实事求是。

传统东亚地区秩序的终结

1784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后不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便抵达了中国广州黄浦港,但15个月的航行时间还是使急于寻求经济独立的美国政府望而却步。直至1860年,航运技术的大幅改善,美国奔赴太平洋对岸的船只才开始逐渐增多。不过总体来说,19世纪的美国专注于,发展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领土拓展,顺利跻身两洋国家行列;确立“门罗主义”,将维护西半球秩序视为美国的“道德责任”等三件大事,对于太平洋另一端的事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地理阻隔、交通成本巨大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亚洲地区经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依托宗藩关系、朝贡贸易,并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对外来势力表现出天然的排斥。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呈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东亚地区秩序内存在明显的错误认知与制度缺陷集中暴露,并导致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屈辱世纪”的开始,使得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难以维系,中国在该地区的全面退出,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 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东亚事务的时机与可能。

美国东亚外交的最初尝试主要基于两大基本利益诉求——获取商业利益与推广价值理念。在获取商业利益方面,1788年9月,英美《巴黎和约》正式签署,北美英属殖民地终于摆脱英国的桎梏,正式独立。刚刚赢得独立的美国在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战争破坏,国库空虚,这一时期美国的内外债总和近9000万美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旧欧洲”国家不同程度的封锁与打压。急于寻求经济独立、开辟新的贸易途径的美国将目光投向了朝贡秩序解体、西方列强群雄竞逐的东亚,而这也正应了美国国内“我们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的声音。在共和国独立的最初岁月里,贸易常常用来弥补美国和东亚之间令人生畏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东亚也逐渐成为美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地区,通过贸易手段所赢得的资金被迅速投入国内的农、工等生产事业当中。  

在推广价值理念方面,受“例外论”与“使命论”等古老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坚信,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应领导世界向往美国模式,将“美国理想”融入国家的外交政策,运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思考国际与地区问题。而在此时的东亚,中国不再有能力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文化也不被尊为规范现实的唯一法则;朝贡国之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相处之道也早已被打破,东亚地区秩序礼崩乐坏,使美国有机会进行让“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尝试。毫无疑问,美国并非无私地向东亚推广自由、民主理念,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中攫取了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控制权,在承认的基础上意图共享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政治、经济特权。稍显不同的是,美国对帝国主义外交并非全然接受,而是试图在部分修正的过程中向世界传递美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例如,美国相继提出以“门户开放”取代势力范围争夺,以“金元外 交”形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谋求更加稳定的政治关系等政策构想。

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综合国力的巅峰之势,“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有雄心、最大规模的国际机制建设,战后反映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确立。具体到东亚地区,与19世纪末,美国仅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初登东亚舞台不同,二战结束初期,任何对东亚局势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强调美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军事与经济存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虽然在美国“遏制主义”之父乔治•凯南看来,德日作为东西方强大工业体系的中心,是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关键基石,但冷战格局确立后,美苏在东亚地区最初的博弈却是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美国战后东亚政策取向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最终确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的考虑,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尘埃已然落定,美国政府也告别了先前在东亚问题上短暂的观望与等待,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地区扩张迅速成为美国东亚外交的核心目标。

美国“遏制型”东亚外交主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展开。首先,积极介入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地区热点问题。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出任战后驻日占领军司令时曾指出,“朝鲜是通往大陆的桥梁,美国通过朝鲜就可以控制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的整个地区”。地缘战略价值如此重要的朝鲜,在二战结束后便被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期间半岛社会局势动荡、暗潮汹涌。杜鲁门总统曾指出,“如果听凭南朝鲜沦丧,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可以说, 美国无论是在战后初期积极援助南朝鲜,还是朝鲜内战爆发后决定以武力手段进行干涉,都是基于朝鲜的军事战略价值,力图阻止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由于战后美国两任总统都在朝鲜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使得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在这期间美国不断加大对战争对手中国的遏制力度与强度,加紧构筑针对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防线”。

其次,以美日同盟为起点构筑“对苏遏制、对华包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东亚地区明显感觉到社会主义扩张的现实威胁。于是,以对日政策转向、同日本签订双边安全条约为起点,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美国相继与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共同防御条约或军事援助协定。美国据此不断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约国已成功被美国纳入遏制战略的轨道,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已基本建立。随着美国在东亚军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的不断强化,美国开始倾向将一切地区安全事务与遏制共产主义相挂钩。例如,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美国逐渐改变了先前的“不插手”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西方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可能会对“自由世界”造成连锁反应,此后美国开始逐渐介入印支事务,并最终深陷越南战争。

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在越南战争逐步升级和日益“美国化”的背景下,美国内政外交深陷危机,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着力在外交领域,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新构想,被世人统称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而尼克松主义主要围绕“东亚的地位问题”展开。正当美国思考、推动其全球战略、地区政策进行调整之际,东亚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加剧,苏联在加强对盟国的控制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中苏两国矛盾分歧逐渐增多,直至交恶,并在1969年珍宝岛出现兵戎相见的危机时刻。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正好给寻求同共产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尽可能减轻防务压力的尼克松政府以打开对华关系的时间窗口。

尼克松就任总统两星期后,就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中国问题的相关报告;一年后,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恢复,期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对中国进行访问。终于经过一系列沟通协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计划终于成行,在其访问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长达20多年的中美敌视对抗关系终于解冻。1978年,刚走出浩劫不久的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基于这种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中国已不再是“十亿人手持原子弹”的危险国家,而开始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在东亚地区可以信赖的伙伴,美国“复合型”的东亚外交也得以确立,且作为基本的战略框架被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所沿用。

首先,“安全+经济”,美国东亚地区政策的双轨。二战结束以来,受制于美苏冷战格局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呈现两极对峙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美国的东亚外交长期以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主导地区安全事务为主要诉求,对东亚经济发展、经济区域合作关注较少。但其实在东亚经济领域,伴随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跃进、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瞩目,东亚已成为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演讲中“日益高涨的太平洋潮水”。反观美国,“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初戛然而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这也是为什么里根总统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在东亚地区围绕包括海上战略通道等战略安全问题竞争仍旧激烈之时,一面提出重振美国国威,反思前两届政府的收缩政策,重新强化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另外一面又在经济领域酝酿“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试图通过多边或双边的方式融入东亚经济,并防止该地区出现把美国排斥在外的经济组织。在美国的倡导下,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式起步,并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接触+遏制”,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在冷战的格局基本确立的大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在东西方激烈对峙的年代,美国官员与学者常常认定美中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习惯透过“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来看待、研究中国。中国对苏联“一边倒”,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采取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又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将中国当作与苏抗衡的战略力量。改革开放拉开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幕,依托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对华政策在美国整体东亚外交中地位不断上升。里根政府时期,中美“共同威胁”的双边战略驱动力尚存,美国依然一面强调“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面不时利用台湾问题,挑动中美两国的敏感神经。鉴于中国的复杂形象,日益增强的安全、经济共同利益与无法消除的意识形态分歧共存,美国发现无法仅通过单向的政策处理对华关系。因此这一“接触+遏制” 的中美关系格局在冷战后得以延续,表现为在经济社会层面,中美间日益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给两国都带来日益壮大的关系;而在人权、政治制度、台湾问题等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攻击一刻也没有停止。

应该看到,从1784年美国商船驶入广州黄浦港至今,美国东亚外交已走过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方面,虽然美国相较西方其他大国,对东亚给予了深刻且持久的关注,但其东亚政策制定最核心的考量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也是常容易被忽视的是,美国东亚外交的重大方向性调整背后都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美国东亚外交的三次重大转向背后,浓缩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时下,随着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由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东亚,近年来中国实质性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消长与制度变化,而这才促使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整体上开始偏向消极,东亚外交现实主义色彩浓厚,需要我们从战略上加以应对。

丑则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