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影响人类生活，对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世界联系紧密性的不断加强，国际关系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组织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是世界政治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益重要，从避免战争到控制气候变化，从解决领土争端到防控金融危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为紧密的国家间合作，同时国际社会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时仍有诸多困难。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连续性和变革性的混合体，国际关系仍然深受历史力量的影响，但技术和社会组织变革又增加了理解政经外交的新要素。

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关系往往攸关到一代或几代人的生死命运。设想19世纪的四代欧洲人，当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除了克里米亚战争、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战争之外，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经历了少见的长和平时期。那些生活于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可以安享和平，并且见证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持续经济增长，而出生和生活于20世纪的欧洲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先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夺取成千万人的生命，也经历了大萧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又随之而来，美苏之间的对抗和核毁灭的威胁笼罩在欧洲的上空。

国际关系影响国家的兴盛与衰落。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之后，精明而谨慎的均势政策帮助德国维持了20年的有利国际环境； 而当俾斯麦被解职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新政策最终将德国引入一场大战。二战之前法国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被认为是纵容德国扩张的重要原因。纵观历史，在国家兴盛与衰落的循环中，那些能够根据国际环境制定战略的国家，往往能够抢占国际体系的制高点和掌握塑造体系的大力量。冷战结束之后，在技术变革和主要国家政策改变的共同推动下，世界正经历着又一次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的被联系在一起，开放的自由贸易、稳定灵活的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都是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挑战，人类社会在应对这些国际关系问题挑战时，需要理解国际关系，寻找国际运转的一般性规律。

国际关系的视角

国际关系是关注在一个没有共同政治权威的无政府状态下，相互独立的政治外交单元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建立秩序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存在于一个缺乏至高无上的权威社会里”。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单元互动的方式。“如何互动”是实证性问题，需要试图理解独立单元的互动模式和条件，比如国家间为什么会有战争？在什么条件下国家能够实现合作？“如何建立秩序”既是实证问题，也是规范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与排序。世界政治并不是从来如此，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帝国体系、封建体系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

帝国体系是指一个主导国家依靠权力实现对其他单元的控制，建立跨民族的、集中控制的政治权力中心。帝国体系的范围取决于帝国的军事力量的大小，力量增加，帝国随之扩张；力量减少，帝国相对衰落。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帝国体系的典型例子。封建体系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政治安排形式，是一种分散的、多重的政治权威体系。在封建体系下，权威至少是建立在宗教和政治双重基础上，教皇和君主是平行共存的，地方统治者也处于半自治状态。政治义务与效忠对象并不是基于领土国家，而是“取决于自己上级的命运”。封建时代的战争不同于现代的领土国家间的战争，在封建战争中，政治义务与忠诚并不是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并没有清楚界限。

世界政治的第三种形式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是指在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之上，不存在一个共同权威。今天所处的国际体系与历史上这些体系具有一致之处，即独立的政治单元之上缺少共同主权者。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体系起源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此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被视为最后一次宗教战争和第一次现代战争，而《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则承认了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拥有对内和对外最高决定权的合法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民族国家或者称之为领土国家或主权国家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与权威开始逐步集中于国王及其政府手中。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是一种组织政治生活的方式，在过去500年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已经取代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了体系中主要的政治单元，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扩展成为一种全球体系。

国际与国内政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无政府状态和武力作用。国内政治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立法者和执法者，而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的，既没有一个共同主权者来制定法律，也没有一个国际警察来执行法律。国内政治中，存在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集中的政治权威，而在国际政治中， 并不存在合法垄断暴利的政治权威，武力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保证生存、维护安全和利益的根本手段。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关注着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法则，它尝试更好地理解国家间的战争、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及探讨国际秩序的根源。

国际关系与现实主义

国关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理解国际关系的不同理论流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派别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是分析国际问题的起点。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结果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了当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人类第一次发现战争的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水平。战争不再仅局限于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对抗。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国家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来进行战争，工业化带来了军事力量的机械化，军事力量成为了更为高效的破坏工具。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和战争原因的探索主导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将战争视为人类社会灾祸并可避免的理想主义成为了主导的思考范式。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自由理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17年威尔逊总统所做的《请求宣战的国会演说》中，他提出：“必须使民主安存于世界，我们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可以追求。我们不想征服别人，也不想支配别人。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款，不为我们将要付出的自愿牺牲寻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权利的一个捍卫者。”威尔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于欧洲的旧均势理论，因此需要在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秩序。在1918年的国会演说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十四点计划”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强调民主制度和民族自决，威尔逊认为民主政府是和平政府；二是主张建立国际联盟来维护集体安全。诺曼•安吉尔在1919年出版的《大幻灭》一书中，强调了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深入会增加战争的成本，使得战争不再是有利可图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商业自由主义的先驱。总的来看， 威尔逊和安吉尔的理想主义相信：“人类是理性的，当他们将理智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能够建立起使各方都受益的各类组织；公众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应该抛弃秘密外交而代之以受到公众监督的公开外交，从而确保条约的明智性和公平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发展并没有像理想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展开。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出现而缓解，在经历了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日益加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以来，强调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再次得到关注，现实主义发起了对理想主义的挑战，通常称之为第一次理论辩论。两位重要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奠定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传统。卡尔在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将理想主义概括为“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认为理想主义所设想的国家间的利益和谐是完全错误的，他重新强调国际政治的冲突性质和权力的根本性作用。摩根索更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人，他的《国家间政治》一书被视作系统阐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开山之作。两位现实主义大师都强调国际关系是研究在一个缺少共同权威的国际体系下，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 也就是民族国家，如何互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政治法则根源于人性，由人所组成的国家其行动逻辑也不例外，基于对人性的悲观假设，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法超越的现实。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理论范式。今天现实主义仍然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的理论范式往往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中得以确立和获得承认。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在西方存在一条可以上溯到2500年之前古希腊时代，经中世纪和启蒙运动， 而绵延至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或者单一的学派，而是指一个理论群。存在不同的现实主义，但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因此，对现实主义的界定就是要识别和确定这些共同的假设。现实主义具有如下共同特征。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不同的领域；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且始终追求权力和安全。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具有以下五项共同的假设：首先，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其次，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重要因素；第三，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第四，国家行为是理性的；第五，民族国家是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也就是不考虑国内政治，而设想民族国家具有给定的利益和偏好。

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

现实越复杂越需要一份简要而有效的路线图。这份路线图既要对现实进行简化，从而帮助更好理解世界政治，同时又不能过度简化，以致无法做出正确判定。理论能起到描述、解释、预测和建议等作用，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世界政治和提出政策建议，影响公共外交结果。

第一，认知世界框架。“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思想发挥的作用要比利益更持久。作为认识世界政治的框架，理论提供了认为什么问题重要、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以及提出什么样的解释。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永恒的主题，权力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自由主义者则观察和解释为什么国家间的合作可以持久而不依赖于权力，他们认为国际制度、政体类型或者经济联系能够独立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构建自身理解世界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要了解别人或者别国的理论框架，这样才能找到不同立场背后的观念差异。

第二，逻辑因果解释。解释是对现实世界中困惑的回答。理论研究通常试图解决两类困惑。一类是现实观察与理论预测或者常识感知之间的差异； 另一类是解释差异性或者变化性。如果从理论上说战争是不合理性计算的， 那么为什么国家间会发生战争？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理论的逻辑力量往往会提出与常识不同的看法。比如，很多现实主义者从威慑理论出发，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国际体系的稳定程度， 当更多国家拥有毁灭力量的时候，国家间使用武力的情况会更为谨慎。同样运用囚徒困境的模型来理解安全困境，会发现即使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因不完全信息等因素，国家间的合作也会很困难，理论要求提出的观点或想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第三，精准帮助预测。尽管因为国际关系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极为困难，但理论会帮助了解趋势和大致方向。对国际关系的预测，恐怕无法摆脱不同理论范式立场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世界政治性质的不同假设会产生不同的预测。如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存在不同的预测。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因为国家利益相互冲突的性质和国际关系权力逻辑没有改变。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则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民主政体、规范转变或者身份变化才是理解欧洲未来的关键。同样，对中国崛起影响的预测，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测扩张与冲突不可避免，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强调经济相互依赖或身份认同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从而认为不存在改变现状的意图。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总是受制于对世界政治性质的预设。这种竞争性的理论预设可能会一直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可能也会一直存在相反的意见，但或许正是这种理论间的竞争性能够帮助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

第四，服务政策制定。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国际关系理论高度发达、政策制定过程足够开放的国家，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感到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隔阂，但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分析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以及评估政策效果。一般而言，政策制定者需要特定类型的知识或信息， 包括有关事实或现实的信息、可用于决策的基本规则、对现象的类型划分以及提出因果关系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对世界政治现象的解释，着重分析其原因或影响。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无论是政策辩论还是政策建议其背后都依赖于特定的理论假设和逻辑。例如，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存在不同观点。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强调权力变动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因此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权力变动，美国需要再平衡政策，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强调国家间关系受国际进程影响，敌对的政策会创造敌人，因此主张美国维持接触战略（engagement）。在美国的现实政策中，会发现其政策是这两种不同思路的混合：接触与平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明确两种不同思路背后对国际关系性质的设定、因果过程及不同战略的可能结果。实际的战略选择掌握在民选的政治家手中， 但当政治家选择了特定战略和政策后，理论会表明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是否逻辑一致以及会产生何种政策效果。

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总的来说国际关系与我们的生死命运、日常生活、国家兴衰、人类社会前途紧密相关，惟有熟稔才能确保一个和平与美好的外交世界。

米广弘：文化学者、外交观察员、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