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出现“逆全球化”风潮,而中国接过全球化大旗,“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承诺和担当。亚欧大陆核心地区的稳定繁荣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保障,而“一带一路”正好可以提供该地区国家最缺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一带一路” 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也发挥了中国最具资源禀赋的基建领域的独特优势。
2016年,英国“脱欧”、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一系列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被视为“全球化”的大幅倒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个世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停滞,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声音。
出现这样的状况,深刻表明过去的全球化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欧美中下阶层未能及时分享全社会经济增长的福利。而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的计划,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波及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自那以后,世界主要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内部关于贸易保护的声音甚嚣尘上,也直接影响了政治精英的决策。
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而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反而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无论是2016年的G20峰会,还是2017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习总书记都代表中国领导决策层坚定推动自由贸易、“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在此时此刻,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最可能担起重任的全球化领导者。“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
全球化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是世界稳定繁荣的压舱石
托马斯•弗里德曼论及国际关系时提出一个麦当劳理论:两个国内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从不打仗。这个看上去不太严肃的理论在战后却始终灵验。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条逻辑,随着国际贸易让世界各国的联系空前加强,通过贸易获得资源的性价比远高于战争,世界贸易体系的存在让战争越来越无利可图。
战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也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烈度。战争门槛越来越高,19世纪那种为了争取市场开放而轻易发动的战争再难见到,这正是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红利。正如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的,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伴随的是动武成本的提高、因而也降低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大数据也印证了贸易、投资带来的冲突递减。人们常说“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事实证明贸易也是全球和平的压舱石。
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是政治、安全层面实现国际合作的后盾。而随着全球化的退潮,经济上的互相割裂也将波及到其他领域,在核武器、网络安全,甚至气候谈判层面,国际共识也会更加难以达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贸易水平有了明显下降,直到如今也没有再恢复到此前的增长速度。
图一: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与GDP的比值,来源:World Bank
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国的地缘特点是位于亚洲东部的边缘地带,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西亚地区——便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腹地。要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亚洲核心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但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投资风险,也将影响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亚洲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是关键
在“一带”与“一路”的沿线地区,各国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侧重。但资金不足,一直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约其发展潜力兑现的主要障碍。亚洲大部分国家依然有众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始终是主要目标。贫困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猖獗。
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只有消除贫困和饥饿,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力,实现公平、开放的市场,才能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亚洲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并不能满足地区需求。
西方每年以转移支付、官方援助的模式向这些落后国家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助,但是被援助国却越来越陷入“永久依赖、永久贫困”的状态,这就表明西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思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只是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帮助这些国家“造血”, 才能避免永久性“输血”的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亚欧国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产业机构的单一,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支柱产业,或者是矿石、能源的采掘, 或者是农产品的生产,国民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过去几年全球需求不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实体经济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国家失业率严重增加,特别是青年人口失业率激增。同时国民储蓄率大幅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国民甚至出现负储蓄率,即人均负债超过储蓄。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稳定呢?
图二:“一带一路”沿线失业率最高的部分国家(达到10以上),来源:Wind数据库
图三:“一带一路”沿线储蓄率最低的部分国家,来源:Wind数据库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学习借鉴东亚中、日、韩等国家的经验, 同为追赶型国家,但它们通过发展先出口导向、后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跻身工业国之列。这种经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制造业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配套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国小力微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最重要的资金和就业机会。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完全可以释放到亚洲国家,提供它们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刻意替代
奥尔森的传世名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充分解释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很难有人主动为各国都需要的公共产品承担成本。幸运的是, 过去几十年,美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系这一公共产品。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在战后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世贸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金融合作组织,客观上奠定了战后全球体系的框架。但这套全球体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主导国的维护能力和意愿。随着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转移,美国国内的广大产业工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反对美国继续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的上台,正是顺应了这种思潮,他也不出所料地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区。美国的退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供给不足。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开放价值观的背离,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下降,导致国际治理框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给世界平添了不确定性。过去这一两年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激增。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过去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很多人质疑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用意,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世界岛”内部扩大影响力,以一种“西进”的策略,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包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想法依然没有跳脱“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 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打算,中国是既有国际规则的后来者和接受者,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此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只是做一些有益补充。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后提供的补充性的全球公共产品,而并非挑战美国霸权的、替代现行国际规则的产物。而且“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欢迎世界上有能力的国家都来参与合作。例如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实现对接,完全可以与各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即使对于美国,中国也采取欢迎的态度,中美双边全面经济对话继续推动,未来双边投资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依然体现中国的禀赋优势
“一带一路”属于“中国创造”,因而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可以说领先全球。因此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发挥中国所长,带上了浓浓的基建色彩。
亚洲国家的基建需求缺口巨大,根据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报告测算,2010-2020年亚洲基建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 元,也就是意味着大约8000亿美元/年的基建需求。但现有的国际援助、多边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数字。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大量中国企业有着“走出去”的动机,走出国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将实现企业盈利创收,与国家倡议结合起来,是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机会。
本文在此统计了截止2017年6月,中国已经完成建设、建设之中、刚赢得招标的总计2500个“一带一路”项目,发现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将最多的资金、产能投向了中国擅长的道路交通(公路、铁路、管道、桥梁)、电力设施、工业园区、能源开采、水利设施、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图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行业分类,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当然也必须支出,由于跨国投资项目天然存在的政治、安全、经济、法律风险,本国企业会倾向于投入双边关系良好、社会稳定、法律完善、经济向好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处于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方向,而经济体量更大、被西方媒体普遍看好为“下一个中国”的印度,由于和中国的微妙关系,现阶段只能屈居“巴铁”之后。
图五:“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地区的投资比例,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结语
每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为国际社会做出巨大的原创性贡献。罗马征服世界不但靠武力,也靠宗教和罗马法;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不只靠舰队,也靠自由贸易、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先进理念;美国作为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世界构建了联合国、WTO等多边主义、制度主义的公共产品。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提供的“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正 是作为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为世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而且与过去大国有意无意地坚持本国优先、将世界划分为“中心——边缘”的做法相比,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平等参与,倡导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体,也书写了中国版全球化的恢弘篇章。
曹靖楠: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