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出现“逆全球化”风潮，而中国接过全球化大旗，“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承诺和担当。亚欧大陆核心地区的稳定繁荣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保障，而“一带一路”正好可以提供该地区国家最缺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一带一路” 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也发挥了中国最具资源禀赋的基建领域的独特优势。
2016年，英国“脱欧”、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一系列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被视为“全球化”的大幅倒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个世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停滞，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声音。
出现这样的状况，深刻表明过去的全球化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欧美中下阶层未能及时分享全社会经济增长的福利。而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的计划，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波及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自那以后，世界主要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内部关于贸易保护的声音甚嚣尘上，也直接影响了政治精英的决策。
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而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反而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无论是2016年的G20峰会，还是2017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习总书记都代表中国领导决策层坚定推动自由贸易、“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在此时此刻，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最可能担起重任的全球化领导者。“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
全球化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是世界稳定繁荣的压舱石
托马斯•弗里德曼论及国际关系时提出一个麦当劳理论：两个国内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从不打仗。这个看上去不太严肃的理论在战后却始终灵验。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条逻辑，随着国际贸易让世界各国的联系空前加强，通过贸易获得资源的性价比远高于战争，世界贸易体系的存在让战争越来越无利可图。
战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也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烈度。战争门槛越来越高，19世纪那种为了争取市场开放而轻易发动的战争再难见到，这正是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红利。正如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的，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伴随的是动武成本的提高、因而也降低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大数据也印证了贸易、投资带来的冲突递减。人们常说“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事实证明贸易也是全球和平的压舱石。
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是政治、安全层面实现国际合作的后盾。而随着全球化的退潮，经济上的互相割裂也将波及到其他领域，在核武器、网络安全，甚至气候谈判层面，国际共识也会更加难以达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贸易水平有了明显下降，直到如今也没有再恢复到此前的增长速度。
图一：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与GDP的比值，来源：World Bank
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国的地缘特点是位于亚洲东部的边缘地带，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西亚地区——便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腹地。要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亚洲核心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但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投资风险，也将影响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亚洲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是关键
在“一带”与“一路”的沿线地区，各国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侧重。但资金不足，一直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约其发展潜力兑现的主要障碍。亚洲大部分国家依然有众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始终是主要目标。贫困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猖獗。
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只有消除贫困和饥饿，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力，实现公平、开放的市场，才能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亚洲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并不能满足地区需求。
西方每年以转移支付、官方援助的模式向这些落后国家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助，但是被援助国却越来越陷入“永久依赖、永久贫困”的状态，这就表明西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思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只是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帮助这些国家“造血”， 才能避免永久性“输血”的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亚欧国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产业机构的单一，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支柱产业，或者是矿石、能源的采掘， 或者是农产品的生产，国民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过去几年全球需求不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实体经济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国家失业率严重增加，特别是青年人口失业率激增。同时国民储蓄率大幅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国民甚至出现负储蓄率，即人均负债超过储蓄。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稳定呢？
图二：“一带一路”沿线失业率最高的部分国家（达到10以上），来源：Wind数据库
图三：“一带一路”沿线储蓄率最低的部分国家，来源：Wind数据库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学习借鉴东亚中、日、韩等国家的经验， 同为追赶型国家，但它们通过发展先出口导向、后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跻身工业国之列。这种经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制造业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配套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国小力微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最重要的资金和就业机会。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完全可以释放到亚洲国家，提供它们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刻意替代
奥尔森的传世名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充分解释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很难有人主动为各国都需要的公共产品承担成本。幸运的是， 过去几十年，美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系这一公共产品。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在战后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世贸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金融合作组织，客观上奠定了战后全球体系的框架。但这套全球体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主导国的维护能力和意愿。随着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转移，美国国内的广大产业工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反对美国继续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的上台，正是顺应了这种思潮，他也不出所料地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区。美国的退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供给不足。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开放价值观的背离，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下降，导致国际治理框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给世界平添了不确定性。过去这一两年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激增。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过去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很多人质疑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用意，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世界岛”内部扩大影响力，以一种“西进”的策略，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包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想法依然没有跳脱“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 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打算，中国是既有国际规则的后来者和接受者，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此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只是做一些有益补充。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后提供的补充性的全球公共产品，而并非挑战美国霸权的、替代现行国际规则的产物。而且“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欢迎世界上有能力的国家都来参与合作。例如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实现对接，完全可以与各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即使对于美国，中国也采取欢迎的态度，中美双边全面经济对话继续推动，未来双边投资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依然体现中国的禀赋优势
“一带一路”属于“中国创造”，因而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可以说领先全球。因此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发挥中国所长，带上了浓浓的基建色彩。
亚洲国家的基建需求缺口巨大，根据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报告测算，2010-2020年亚洲基建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 元，也就是意味着大约8000亿美元/年的基建需求。但现有的国际援助、多边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数字。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大量中国企业有着“走出去”的动机，走出国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将实现企业盈利创收，与国家倡议结合起来，是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机会。
本文在此统计了截止2017年6月，中国已经完成建设、建设之中、刚赢得招标的总计2500个“一带一路”项目，发现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将最多的资金、产能投向了中国擅长的道路交通（公路、铁路、管道、桥梁）、电力设施、工业园区、能源开采、水利设施、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图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行业分类，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当然也必须支出，由于跨国投资项目天然存在的政治、安全、经济、法律风险，本国企业会倾向于投入双边关系良好、社会稳定、法律完善、经济向好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处于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方向，而经济体量更大、被西方媒体普遍看好为“下一个中国”的印度，由于和中国的微妙关系，现阶段只能屈居“巴铁”之后。
图五：“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地区的投资比例，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结语
每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为国际社会做出巨大的原创性贡献。罗马征服世界不但靠武力，也靠宗教和罗马法；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不只靠舰队，也靠自由贸易、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先进理念；美国作为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世界构建了联合国、WTO等多边主义、制度主义的公共产品。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提供的“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正 是作为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为世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而且与过去大国有意无意地坚持本国优先、将世界划分为“中心——边缘”的做法相比，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平等参与，倡导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体，也书写了中国版全球化的恢弘篇章。
曹靖楠：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