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中澳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风波。今年3月初,《澳大利亚人报》用“深冻”一词描述当前中澳外交互动状态,尽管这种说法仅代表澳方观感,但仍不难看出两国在经历多场风波后不得不面对相应受损的关系。而扫描澳大利亚国内,最新消息显示,走过2017年的澳大利亚留学产业已经率先显现出了某种“后遗症”效应。

澳重要产业开始忧心“反华后遗症”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网站3月5日报道说,去年澳大利亚的大学从中国招收的留学生人数与往年持平。报道还提到,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招收的持有学生签证的新生中,中国人尽管仍轻松占据榜首,但其比例已从2016年下半年的39.7%下降到一年后的38.3%。

近四成的新生签证比例足以再次提醒澳方:中国是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因此强调,这一数据呈现出的下降趋势可能令澳大利亚的大学紧张不安。进一步说,对于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业——留学产业,以及在世界享有不错声誉的澳洲大学而言,前述数据发出了令人担忧的信号。

但是,按照目前形势来看,要发出担忧的或许还远不止留学产业。新华社驻堪培拉首席记者徐海静在接受参考消息网采访时说,除教育领域外,澳大利亚旅游业、经贸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行业,也都十分担忧中澳关系恶化将带来的冲击。

去年底澳国内反华风波集中发酵时,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网站曾报道说,中国的愤怒之情也许会表现为消费者抵制澳大利亚的商品和服务。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尤其是奶制品、肉类和酒类——以及营养补充药物,最有可能受到消费者抵制。

去年的十一黄金周是双方气氛相对平静的期间,多家外媒则集中关注到澳大利亚成为节日期间中国人最爱去的第五大出境游目的地。路透社当时报道说,截至2017年6月的过去一个财年,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消费金额占外国游客消费总额(约合345亿美元)的近1/4。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斯蒂夫·乔博则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客源国,中国游客已连续六年在澳消费金额排名第一。

澳大利亚很清楚,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市场,是其国际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还是其最有价值的旅游市场。然而,这一切都会受到两国关系氛围的影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指出,在澳教育界努力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同时,更大的潜在担忧是,中国留学生们受到紧张气氛的影响,并最终放弃赴澳大利亚留学的计划。

解决问题的“钥匙”在澳大利亚手中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也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在去年底到今年初的一段时间内,澳国内反华争议事件不断,甚至澳政府言行也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以致中国外交部在去年12月召见了澳驻华大使。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撰文说,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因为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一些主要西方国家似乎觉得自己可以挑头应付中国。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则分析得更加直接,他在《澳大利亚人报》网站撰文说,澳总理特恩布尔在中国问题上从“辩护者”到“麦卡锡主义者”,源于其脆弱的国内政治地位——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公众看来,他毫无立场。陆克文认为,面对中国,澳大利亚需要一项系统、全面的国家对华战略。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应看到,存在一条与中国打交道的“中间道路”。

不知这一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澳大利亚国内舆论,但据新华社驻堪培拉首席记者徐海静观察,进入2018年后已能明显感觉到,澳大利亚公共领域、尤其是媒体上对中澳关系的讨论,已经不像2017年那样几乎“一边倒”地“反华”。也就是说,今天出现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声音。

与之相应的是澳总理特恩布尔2月在启程访美前曾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但我们没有看到敌意。我们不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威胁。”

然而,语气的转变仍属表象,面对已在教育产业领域显现端倪的“反华后遗症”,澳大利亚将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应对仍是一个大问题。

徐海静认为,解决所谓“反华后遗症”的“钥匙”还是在澳大利亚手中。因为去年中澳关系的恶化,是澳方一手挑起、造成的,如果澳大利亚不希望中澳关系继续恶化,澳方是可以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