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支持伊藤诗织的日本网友看来，这件事暴露出来的日本社会暗部不止限于日本女性地位和性搔挠问题，也是安倍政权涉嫌徇私枉法、干预司法等领域的暗面——而这在森友学园、加计学院丑闻中已暴露无遗。
所以，伊藤诗织去年10月出版的这本书就叫《暗箱》（BLACK BOX）。
“‘暗箱’是自己在报警、维权时期经常听别人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由于自己所控诉的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2人的密室中，自己对事发时的记忆模糊，外界无法窥探内部情况，很难去证明自己是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遭受性侵。此外，警方、检察机构的办事程序对公众来说也是个‘暗箱’。”
综合伊藤本人自述、媒体报道等，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是这样的：
2013年，伊藤在美国留学期间结识了时任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支局长山口敬之，一起吃过饭。
2015年4月，已经回到日本的伊藤和山口约好在东京一家餐厅商谈工作，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
据伊藤讲述，用餐时她喝了一些酒，在上厕所的时候一时晕了过去。山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但并没有把伊藤送回车站或住处，而是把她带到了附近一家酒店。
伊藤恢复知觉的时候，山口仍在赤身裸体的她边上。意识到遭遇性侵，伊藤第一时间逃离酒店，被羞耻和混乱感所淹没。
伊藤最终决定去警局报案，一开始并未获得认真对待。后来警方检查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并找到运载过2人的出租司机作证之后，对于案件调查的态度才变得积极。
2015年6月，伊藤在柏林采访时接到负责调查案情的警员电话，称“逮捕状已签发”，希望伊藤尽早回国以便协助调查。然而，到了预定的逮捕时间之前，伊藤又接到电话称逮捕令已经撤销。
8月，相关案件资料被送交检方。而一年后，东京检方认为此案证据不充分，决定不予起诉。
2017年5月，伊藤向日本一家流行刊物曝光此事，并对警方取消逮捕及检方的不起诉决定提出质疑，向监督检察机构的检查审查会提出异议。
同年9月，东京第六检察审查会驳回了伊藤的抗诉。随后，不甘屈服的伊藤以“因违背个人意愿的性行为而使个人精神遭受痛苦”为由，向山口提起了民事诉讼。
这场民事官司刚刚开始。
无论从哪个层面看，作为职业女性，伊藤的勇气在日本女性中很罕见。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于女性存在偏见，甚至认为遭遇性侵的女性都是咎由自取，比如衣着暴露等等。
日本女性倾向于对性侵保持沉默，不仅不想追究别人的责任，甚至还会自责。伊藤选择自我曝光并维权，无异于在尖刀上跳舞。
一开始去警方报案时，伊藤就曾被警员劝阻，认为她坚持走维权路将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甚至会导致无法在行业内立足，因为控诉对象“在业界拥有较高的地位”。
为了改变“性侵仍被视为禁忌话题的社会环境”，伊藤最终决定站出来。恰巧，始于美国、扩散到世界各地的“MeToo”运动，给了伊藤诗织更多勇气，来打破日本社会这一讳莫如深的禁忌。
不能不说，伊藤的维权路很不顺利。
由于山口与安倍首相关系密切。出于种种原因，日本舆论的焦点一开始就不在性侵问题上，而是试图挖出所谓“政治背景”。
既有日本民众质疑山口未遭逮捕与安倍政权高层干预司法有关，也有一些右翼媒体和网民大肆诋毁伊藤诗织。山口本人也积极通过右翼媒体发声，称那晚伊藤是自愿跟他发生关系的。
伊藤的抗争之所以轰动，还在于她让海内外注意到日本性侵问题的独特性。
根据日本警察厅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警方对日本所发生强奸案的认知数量为989件。
但专家却指出，每年仅约千件的性犯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日本，有更多女性因为羞耻心、恐惧感以及社会所赋予的无形枷锁而不敢发声。
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2012年所实施的犯罪受害调查结果显示，日本16岁以上女性在过去5年间（2007-2011年）经历强奸侵害的比例推测达到0.27%，经换算这一人数应超过15万人，是过去5年间警方所公布性侵犯罪的认知数量（7257件）的20倍以上。
也就是说在日本，实际向警方检举并控诉自己被害经历的可能尚不足所有性犯罪受害人的5%。
“我必须要自己站出来。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如果一味等待谁来帮我代言，那么现状永远也无法改变。而令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正是我站出来发声的那一瞬间”。
日本人气动漫《柯南》的每一集都有这么一句：“真相只有一个”。伊藤诗织事件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吗？（记者：王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