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走出去”最早的行业之一，能源对外合作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对外合作的历程。当前全球能源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我国能源对外合作也更加成熟，从策略、方式、区域、项目、深度和层次等方面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但仍需提高市场预见能力、注重战略新兴产业的内涵式发展、提升话语权、加强议程设置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从而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
能源是我国“走出去”最早的行业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能源资源和大宗工业原料的短缺，促使我国能源企业积极“走出去”。在能源对外合作中，我国能源企业历经波折，一度出现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等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例。近年来，全球能源形势发生复杂变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能源对外合作也更加成熟，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推动了能源革命战略。
全球能源发展新形势
概况地讲，全球能源发展主要有以下新形势：就供求而言，能源供应逐渐宽松，能源日益回归商品属性；就区域而言，中国领衔的东亚地区成为拉动全球能源消费的聚焦点；就趋势而言，清洁化、智能化的战略新兴产业成为能源发展重点。
受页岩气革命驱动，美国由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这极大改变了全球能源供求版图，对全球能源发展、能源政治与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石油、天然气面临替代品的竞争压力，价格下降，战略意义逐渐回归商品属性，全球能源市场供大于求。在供应宽松的形势下，我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在全球能源市场处于较为有利地位；以中国领衔的东亚地区多为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能源消费的引擎和全球能源市场关注的焦点。由于美欧国家率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清洁能源自给，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由保障能源安全向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转变，清洁化、智能化成为能源发展的重点；而实现这一目标，则寄望于可能实现“颠覆式创新”的能源领域新兴战略产业，能源技术权受到空前关注。
我国能源对外合作的特点
随着我国能源企业对全球能源新形势和全球能源合作规则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能源对外合作更加成熟，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是从合作策略方面来看，我国能源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持续，全球能源市场萎靡不振，一些能源、资源驱动型国家经济波动较大甚至濒临危机，亟需能源项目投资和能源、资源贸易拉动。我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和净进口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市场优势，且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良好，资金充裕，被寄望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白衣骑士”。在能源对外合作中，我国能源企业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地位。
二是从合作方式方面来看，能源对外合作更加灵活、多元。随着“走出去”程度的加深，我国能源企业在对外合作中更加成熟，更注重风险管控、价值创造和技术创新，而不再一味追求投资多、风险大的绿地项目或控股权。火电、水电领域相关企业全产业链“联合出海”、核电领域海外研发模式等灵活、多元的合作模式引人注目，能源企业“走出去”更加成熟。
三是从合作区域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合作重点。受国家战略导向影响，我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2013年10月至2016年6月，我国企业在海外签署和建设的电站、输电和输油输气等重大能源项目多达40个，涉及1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2016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的能源合作项目就有16个。
四是从合作项目方面来看，一批重大的、有影响力的标杆性项目落地。无论是传统的化石能源领域，还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我国能源对外合作都有一批重大的、有影响力的标杆性项目落地。譬如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能源规划”塔尔煤田二区块煤电一体化项目、国家电网公司在巴西和希腊等国家的特高压和并购项目、中国华信控股哈萨克国家石油国际公司、三峡集团、中国电建、保利协鑫等能源企业的海外可再生资源项目等，从投资额和影响力来看，都具有典范性和标杆性。此外，国际产能合作方面，代表国产火电装备最高水平的哈电集团、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已经开始将触角从原来的印度、东南亚市场伸向更远的中东、非洲甚至南美市场，从单纯的产品走出去转向资本、技术和服务的输出，“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被重新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