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很中国
中国为何安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院长刘宏斌教授认为，首先在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会面临跨文化的敌意。
刘宏斌说，虽然西方对于人权保护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文化上的对立仍然很普遍。外国人到了其他的文化环境，往往会面临主流文化的歧视，但在中国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人热情、友善，外国人来到中国，一般不会存在安全上的焦虑。”
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崇尚稳定，摒弃暴力。曾在中国工作过10年的加拿大人雷·科莫说，在中国，暴力不被政府和社会等任何一方接受，朋友间相互影响的“同侪压力”对遏制犯罪非常有利，因此中国的再犯罪率很低。
对于外国网友反映集中的控枪等因素，刘宏斌指出，中国的确不存在西方面临的枪支、毒品泛滥等问题。他特别提到，“黄赌毒”是诱发各种社会治安问题的隐患。一直以来，中国对于“黄赌毒”的治理比较彻底，再加上对治安的严格管控，使涉枪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减少，社会秩序持续改善。
数据也支持这一论点。2016年，中国全国的命案只有万余起，命案率仅十万分之零点六左右，许多地市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案事件，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40%以上。而在美国，仅2016年，各州枪击案就造成15039人死亡、30589人受伤，其中数百名伤亡者都是不足12岁的儿童。
社会治安的状况与社会治理水平密切相关。刘宏斌说，中国长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如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平安社区、乡村建设等，织牢了社会治安防控网，不存在比较严重的社会治安“乱点”。
“中国政权稳定、社会局势没有动荡，也为社会治安创造了基础。”刘宏斌说，社会治安也是社会政治的表现。中国严格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各地党政一把手要负责社会治安，出了问题一票否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治理的持续性和为民性都是优势所在。
刘宏斌认为，在中国，每次重大的警务战略行动，解决的都是群众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推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警民关系更加融洽；一批高科技成果运用到警务工作中，“天网工程”在各地普及，既震慑了犯罪分子，也提高了百姓的安全感；警务工作更加贴近公众需求，警察对案件处理更规范，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也在提高。
“从小处说，违法犯罪的原因就是小事没人管。”刘宏斌说。群众的事儿有人管，社会治安就好办，这些“一枝一叶”的关情之举，让暴力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
警务执法国际化
“真是没有想到能在罗马看到中国警察在这里巡逻。出游之前，我听说罗马的治安可能有一点不安全，有团员因此取消了行程。但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感觉还安全。特别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民警在这里巡逻特别高兴。”看到中国警察出现在罗马街头，在意大利旅行的游客激动地说。
今年6月，中国公安部派出8名民警赴意大利，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4个中国游客较多的城市与意大利警方开展联巡，这已是中国警察第二次赴意参与联巡。与此同时，今年“五一”前后，4名意大利警员也与中国民警一道，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旅游景区进行联合巡逻。
越来越多地开展跨国警务合作，更重视海外公民安全利益的保护，让中国人的安全感蔓延到了全球。
刘宏斌说，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各国人员、企业交流日益密切，警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越来越大，对于警务工作者的跨国交流能力、执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警务合作举措，如猎狐行动、合作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签订警务合作条约、外派警务联络官等，推动警务执法合作走向国际化。
当然，面对外国人对中国治安的称赞，欣喜之后同样应当冷静思考。在世界进入风险社会、国内各类矛盾复杂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项大课题。
从社会角度而言，刘宏斌认为，目前由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的治安案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科学化程度不强，与社会的需要还有不小差距。因此，政府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在公民道德修养方面，中国公民的道德修养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的问题比较突出，公民社会教育比较薄弱，亟待丰富教育内容和手段，帮助群众遵纪守法、居安思危。
而从公安工作方面来说，刘宏斌表示，公安机关要根据社会发展，提高执法能力和素养，对社会治安加强预测预警预防，依法严惩犯罪，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安工作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