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中医药文化】
从“一带一路”出发，普惠全世界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谈中医药“走出去”
光明日报记者 田雅婷
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不仅要重视国内中医药事业，也应让中医药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前不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在3年内，形成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在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创新如何发挥“助推器”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
记者：推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曹洪欣：中医药学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领域，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自古以来，中医药就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伴随早期的商贸活动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以不同形态成为沿线民众共享共建的卫生资源。推动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与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成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软实力。
记者：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曹洪欣：中医别具一格的个体化诊疗方法，体现了中国人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阶段到动态的整体观和辩证法。同时，中医还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人文和生命科学相结合的系统医学体系。在养生、预防和疾病康复方面，中医药的优势也非常明显，特别是“治未病”理念，更是中医药的精髓。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其优势就是要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不仅如此，中医在应对突发性流行性疾病与疑难重症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大疫流行有555次，疫病流行最严重的时期，一是在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确定六经辨证治疗伤寒病；另一是在明末清初，新发瘟疫的出现，形成卫气营血与三角辨证的防治原则。这两个时期，西医还没有进入中国，自然靠的是中医。2003年非典肆虐，在病因还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中医进入防治一线，为攻克非典作出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
另外，面对疑难重症，中医个体化诊疗与整体综合治疗模式，不仅能应对多方面复杂的致病因素，更能调动自身的抗病能力，使人体达到形神合一、阴阳平衡状态。因此，中医优势也是当代医学追求的方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医药，还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融合，促进中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记者：如何应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的困难与挑战？
曹洪欣：可以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文化背景和理论体系的差异，沿线国家卫生管理模式大部分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上，中医药面临文化、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壁垒；传统医药在大多数国家处于补充和替代地位，发展环境不容乐观；国内中医药事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尚显薄弱，“走出去”的基础有待加强。同时，现有外向型合作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团队尚显不足等。因此，我认为现代化是推动中医药发展，进而助推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
尽管部分人认为，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医西化。事实上，屠呦呦从中医古籍中获取灵感发现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黄连素治疗代谢性疾病……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掘中医药宝库精华的示范，使中医药更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影响青蒿、黄连等在传统中药配伍上的应用与中药制剂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社会需要现代科学，也需要现代化的中医药，因此，不能把中医药现代化视为洪水猛兽，盲目抵触。只要坚持中医主体发展，注重中医理论、人文与科学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就能避免中医药现代化的偏颇之路。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4日 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