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他将很快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人们愈发认为中国将取代闭关自守的华盛顿成为全球贸易领导者和担保人。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1月24日发表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的文章称,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需求,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也指出,中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是多么的不可能。

文章称,这是由于,中国必须接受数字巨大且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以便在不断增长的债务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之间找到彻底平衡。经历多年的深度失衡和信贷增长加速后,中国今年实现了6.7%的GDP增长目标(这一数字是稳定就业所必需的),它采取的唯一方式是让债务以超过40%GDP的令人恐惧的速度增长。

文章称,债务限制是中国艰难转型的一个主要制约。该国因此必须依赖贸易顺差来获得至关重要的喘息空间,1个百分点的顺差可以替代约10个百分点的债务。

为了搞清顺差对中国的领导角色有何种影响,考虑一下美国最终是如何逐渐主宰全球贸易的。

这是分两个时期实现的。第一个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持续了约50年。两场极具破坏性的世界大战让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极度缺乏资金——只有美国除外,当时它开始成为世界最大顺差国,其主要输出品是储蓄。这不可避免地令美国置身于新兴经济秩序的核心。

到20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他发达国家重建了各自的经济,全球储蓄十分充足,其他形式的需求决定了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率高低。这些国家希望的不是获得稀缺资本,而是出口资本,也就是说,通过增加可交易货物的出口来扩大需求,同时约束进口。

文章称,伴随着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在上世纪70年代逐步取消所有资本限制,美国很快适应了新情况,并开始积累起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些逆差是以失业与消费贷款形式存在的,美国愿意以此为代价来获得政治优势。这是中国为何不能取代美国担当全球贸易领导者的关键原因。

在其主宰成员(比如美国)持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的贸易体系中,参与者会因净出口量较高而实现更快增长,而在主宰成员(比如中国)必须保持巨大贸易顺差的贸易体系中,参与者必须吸纳净进口量,从而必须接受较低的增长率。只有亟需资本的欠发达经济体才会愿意加入后一种贸易体系。

30年来,美国人一直甘愿维持贸易逆差。但是近年来,随着美国占全球GDP份额降低、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冷战终结,这一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是在增长缓慢的年月,因为每到那时,各国会用重商主义政策取代停滞不前的增长率。

文章称,尽管中国在这方面通常受到单独点名批评,但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加不负责任。比如,德国的顺差主要建立在低工资增长和廉价货币的基础上,该国的顺差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

贸易受到反对——特别是受到那些最易受到失业和消费贷款影响的美国人的反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其他国家以中国所需的顺差为中心而进行重新组织相比,更大的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贸易将变得更加不稳定并且将引发更大的争议。这事实上比1914年以前的40年以及1945年以后的60年的反常的稳定状况更接近历史常态。

文章称,美国退出贸易体系显然将给全球前景带来破坏。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这同样将有损于美国自身的前途。但是,他们几乎肯定错了。历史表明,干预通常会让持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的多样化经济体受益,特别是在这些贸易逆差至少部分是由海外贸易扭曲造成的情况下。

但是,世界不一定要面对这种取舍。华盛顿仍然可以一面扭转美国的逆差,一面继续享受稳定全球贸易的好处,如果说它召集一次由主要贸易国参与的会议(就像它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所做的那样)、以便设计出一种新体制的话。这一新体制将更难于进行操纵,并且将以持续的方式分配成本。(编译/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