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中国要推进改革必须反腐

发布时间: 2014-07-08 17:17:42  |  来源: 中国经济网  |  作者: 佚名  |  责任编辑: 赵学亮

7月7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611期)刊发了记者张翃对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的专访,题为《“腐败不是中国经济的润滑剂”》,文章探讨了中国当前的反腐行动。魏德安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与腐败问题,他表示,腐败与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转折关系,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要推进改革必须反腐。

魏德安认为,腐败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转折关系。如果说“发展型腐败”曾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期,起到过某种助推作用——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掠夺性”的,于经济增长无益。并且,腐败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相联,要推进改革,必须反腐。

魏德安说,比起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反腐是动真格的。中国的反腐能力也越来越系统化和讲求方法。但政治体制、行政体系的特征都为中国反腐提出了重大挑战。这既需要当代领导人的智慧,更需要未来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和完善。

“一两次反腐行动不可能根除腐败,任何政治体系都不能绝缘。”魏德安说,既要“抓腐败”,也要“威慑腐败”,将腐败的念头扼杀于摇篮。魏德安认为,对于反腐,中国需要有些耐心。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致力于修建规则与法律,更需要培养出廉洁的文化。反腐必然是持久战。

“发展型腐败”与“掠夺型腐败”

财新记者:你的书中提出一个概念“发展型腐败”(developmental corruption)。日本、韩国、台湾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发展型国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发展型腐败”几乎是“发展型国家”的一个难以分离的组成部分。你认为中国今天腐败的特点则是“掠夺型腐败”(predatory corruption)。这两者有何关键不同?

魏德安: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基础都建立在政治稳定上。这三个经济体在开始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面临着一个高度四分五裂的不稳定政治体系。政治领导人要从经济中榨取金钱、经济机会和资本,用来收买保守右翼的忠诚。三个政权都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稳定。

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不需要通过上述那种腐败方式。中国当前的腐败,是更常见的那种腐败类型,也就是官员利用权力中饱私囊。

财新记者:你的观点是“发展型腐败”比较可以接受,而“掠夺型腐败”比较不能接受?

魏德安:我可不想被引用说“发展型腐败是好事”。“发展型腐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不得不接受的,那就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出现政治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低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都为“发展型腐败”付出了代价。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没有腐败是最好的,但现实是所有体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害于腐败。所以,问题在于怎样去最小化腐败造成的伤害。这也是中国目前要面临的挑战,因为谁也不可能全面根除腐败,但是怎样才能遏制腐败?对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财新记者: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否找到控制它们的“发展型腐败”的方法?

魏德安:“发展型腐败”时期在台湾、韩国已经过去了。台湾和韩国现在的腐败,更多还是那种典型的“掠夺型腐败”。每个政治体系都会有这种腐败,问题只在程度的不同,还有政治领导人处理这些腐败个例的意愿的不同。

日本则不能说渡过了“发展型腐败”的阶段,悲哀的是,至今它还无法摆脱派系庇护主义的“操纵政治”,以及与之相连的腐败。日本20多年来经济增长停滞,就是因为还在继续受害于自民党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过于紧密联系的后遗症。

财新记者:日本未能脱离“发展型腐败”,后果是什么?

魏德安:日本经济花了20多年还没有抬头,没能推动那些结构性改革——今天安倍要推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很多是已经说了20多年的了。正是因为这种腐败削弱了政治的力量,削弱了政治领导人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的能力。

我们总以为腐败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其实它也可以是很不易察觉的。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政治的软弱和政策的无能,正如日本。

财新记者:那么韩国呢?韩国的腐败曾经如此严重,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也与其卷入家族腐败的政治丑闻漩涡有关。在你看来,韩国做了哪些事情来克服腐败的问题?

魏德安: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银行进行了私有化。在此之前,总统基本上控制了银行的信贷。如果你想要银行贷款来支持你的企业发展,那你就得支持执政党。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时,韩国的市场经济也更为成熟,特别是在成功融入全球经济之后,以前那种政商关系就发生了改变。

今天,韩国也还是有腐败,台湾也还是有腐败。虽然韩国和台湾已经过了以前那种“发展型腐败”的阶段,但其实是由一种主导的腐败形式转移到另一种主导的腐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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