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虽然“蝴蝶效应”并非一个生态学理论，但是作为“地球之肺”的亚马孙雨林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生态学意义。亚马孙雨林是世界上最大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近年来气候变化、森林火灾、乱砍滥伐等因素令亚马孙雨林承受着巨大的生态压力。这也让全球生态系统面临巨大挑战。

“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道。

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合作方为正道。如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云南昆明召开。缔约方将广泛而深入地磋商探讨，推动达成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既雄心勃勃又务实可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国际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

国际社会早已意识到，生物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生物资源所面临的威胁急需促进国家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双边、多边的国际、区域合作，长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单独国家、地区或组织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签订于1900年的《保护非洲野生动物、鸟类和鱼类公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多边协议之一，要求对珍稀和濒临灭绝的生物采用出口许可证制度。二战后，国际社会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签订了更多协议与公约，如1946年的《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的《国际鸟类保护公约》、1951年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1959年的《东北大西洋渔业公约》、1968年的《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等等。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和国内生态问题应对，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1973年，为了确保野生动植物标本的国际贸易不会危害到这些物种的生存，各国签订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现有183个缔约方），对盗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如象牙的进出口做出严格约束甚至是禁止，在这一公约和各国通力合作下，许多珍稀濒危物种如朱鹮、老虎、大猩猩等都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1992年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最大规模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对生物多样性作全面阐述。包括中国在内的153个国家在里约联合国环法大会上签署了该文件，此后共193个国家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2002年COP6通过了公约第一个战略计划，确定了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率目标。2010年COP10全面审议了2002—2010年的战略计划实施情况，通过了新的10年战略计划（2011—2020年），包括20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急剧丧失，给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了持续严重的后果，对全球经济、粮食和水的供给以及人类安全、健康和福祉产生了严重影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帕尔默在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OP14）上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各国必须“关联”起来，“自然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所以人们的应对也必须如此”。

不容忽视的国际组织力量

国际组织作为充满蓬勃生机与希望的跨国保护力量，多年来一直活跃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前沿。这些组织在环保工作上都有各自着重关注的领域，大都以提供信息与交流平台、鼓励志愿服务、培养当地保护能力、资助建设合作项目等形式协助全球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于1948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是唯一作为联合国大会具有永久观察员地位的自然保护国际组织，现在有超过200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1200多个非政府机构会员。196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立，是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在全世界拥有超过500万支持者和超过100个国家参与的项目网络。1895年，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成立，目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及北美洲的64个国家开展工作。1973年1月，作为联合国统筹全世界环保工作的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正式成立。1990年，世界银行创建了全球环境基金（GEF），是由183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国际合作机构。

位于南美洲亚马孙盆地的亚马孙雨林，占地550万平方公里，横跨了9个国家。在这片看似寂静的雨林中，每个角落都有生命的呼吸。色彩绚丽的鹦鹉发出鸣啼，树懒在树上发呆，水豚与鸟儿玩耍，美洲豹趴在地上打了一个哈欠⋯⋯这个生物天堂之美，让时间都仿佛为之静止。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原本完整的生态雨林系统，变得千疮百孔。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监测数据显示，亚马孙地区森林覆盖率已从原来的80%减少到58%，导致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为了保护这块占全球森林面积20%的雨林，亚马孙流域国家正在积极实施保护行动，许多国际组织也参其中，并发挥出重要作用。WWF专门成立了亚马孙项目，参与保护区项目建设，推动发展可持续森林经济；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了亚马孙可持续景观计划，支持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国的雨林保护与修复项目，帮助扩大保护区面积、技术培训以及与环境相关的政策和激励机制的制定等，并推动实现区域各国在雨林保护方面协调行动、共享经验。

自1964年开始，IUCN开始编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是全球动物、植物和真菌类物种保护现状最为全面与权威的名录。对于每个收录的物种，红色名录都提供了种群及趋势、地理分布、栖息地、面临的威胁等信息，是全球生物多样性重要的健康指标。IUCN红色名录将东北虎列为濒危物种后，引起了国际多方关注。WWF与WCS等国际组织也参与到东北虎保护工作中来。在俄罗斯东北虎研究中心和WWF的支持下，俄罗斯政府利用卫星导航、红外相机等设备对野生东北虎进行了覆盖15万平方公里栖息地普查，以便更好地掌握东北虎分布情况，安排日常固定路线巡逻与机动巡逻，打击、防止盗猎行为。

为生物保护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是最早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起草谈判和最早批准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1994年原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早发布“行动计划”的几个国家之一。

2011年6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发布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并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专设委员会在国际上都为罕见，足见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重视程度，有专设委员会指导，顶层设计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形成合力，拥有了加速度。

许多受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位于国与国交界，或者具有跨国迁徙的习性，针对这些特征，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了积极合作。2006年，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协定（EAAFP）正式成立，迁飞区国家政府代表、民间候鸟保护组织、国际大型非政府组织如WWF都是这一协定的成员，EAAFP协调整个迁飞区内部的跨国保护工作，确保整个迁飞线路上每个地区都把好自己这一关，环环相扣，为候鸟每年的迁徙保驾护航。为了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我国也成立了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CEAAF），作为中国秘书处协助该组织的科研与跨国平台协调工作等。“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荷兰、俄罗斯等迁飞区国家的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去年我们与蒙古国的科研合作发现了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新湿地。”CEAAF的科学家贾亦飞介绍道。

1999年，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国际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召开，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尼泊尔、英国、美国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们深入讨论，正式发布《关于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的西宁宣言》。国际间合作打击盗猎藏羚羊、制止藏羚羊绒制品非法国际贸易活动的局面初步形成。原产国打击盗猎与出口行为，中转国和消费国如印度严禁任何藏羚羊绒及制品的进口、加工与买卖行为。斩断藏羚羊的偷猎、运输与销售这条罪恶的产业链，使藏羚羊受威胁程度降级，是各国携手合作成功保护公约物种的全球典范。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可可西里的枪声终于停止，重新成为藏羚羊的安全家园。

多年来，中国认真履行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公约，同时牵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多边合作机制，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经与来自43个国家的150余家合作伙伴开展多边合作活动。

文︱《中国报道》记者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