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5月14日讯（记者 吴佳潼）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数据结果公布，全面详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及10年间人口展变化情况。
2020年11月1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紫蓬镇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在居民家中进行登记。当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启现场登记。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说：“七人普的数据调查结果为我国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制定长远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数据支撑。”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谈数据准确度：漏登率历史最低
七人普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增加7206万人。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但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10年间仅增长7000多万人，是不是有漏登的？对此，宁吉喆表示，七人普漏登率为0.05%，普查结果真实可靠。
何谓漏登率？翟振武介绍，漏登率是反应人口普查质量的最核心指标。国际上一般将漏登率是否超过3%作为衡量普查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七人普将漏登率控制在0.05%是巨大的成功，为我国历次调查最低，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是世界一流质量水平的一次普查。
在人口大流动、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如此高质量的普查结果？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表示，这与七人普的多个“首次”密不可分：首次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实时直接上报数据；首次实现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首次采集了居民身份号码，为数据比对、核实提供了基础信息；首次利用行政记录和大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比对核查。
四口之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谈生育率：低生育率不是政策所致
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对此，宁吉喆表示，育龄妇女数量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持续下降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为主要因素。同时，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
为扭转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有专家呼吁应全面开放生育。在翟振武看来，我国目前的较低生育率并不是因为生育政策的限制导致的，而是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据测算，如果全面开放生育，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大概能提高30万人，这对人口格局和生育率的影响微乎其微。把生育政策的调整当成应对目前生育困境的主要举措，药方不一定开得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指出，自“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对下一代教育的过度追求等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此外，“没人帮忙照顾孩子”也让女性不想生孩子。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夫妻自力更生、父母帮忙辅助照顾”的主流养育模式亟待改善。
“目前支持生育的政策还很弱，或者说真正落地的并不多，应该成为今后的改进重点。建立一个更好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才是有效提振生育率的办法。”翟振武建议，应妥善解决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消除女性就业歧视。同时，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补贴、工作补助等。还应尽快建立普惠制的托儿所体系，解除妇女养育孩子的压力。
辽宁某劳动力市场，求职人员络绎不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谈劳动力人口：就业压力依然不小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虽然与六人普（2010年）相比，减少4000多万人，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仍然较大。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
“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是潜在供给规模在逐年减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童玉芬指出，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自2013年达到10.06亿峰值后，已开始逐年减少。“一方面预示着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缓解，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将加剧一些地区、行业等出现的结构性劳动力供给不足。”童玉芬说。
劳动力是否短缺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还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参与率情况。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需求量也均在下降。
童玉芬指出，我国总的就业弹性从2014年开始下降，2018年呈现负值，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均为负，第三产业是唯一吸纳劳动力的产业，但是就业弹性也在下降。从今后看，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就业需求也会继续下降。
“为防止劳动力供给下降而发生劳动短缺现象，今后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劳动力需求的调整上，”童玉芬说，“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尤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
此外，童玉芬认为，今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老化，将可能加剧人们因为知识技能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失衡，使行业、区域等的结构性失业与局部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二者并存现象更加凸显。她建议，需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
上海一家老年人活动中心。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谈老龄化：“银发经济”潜力巨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施策。
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402万人，占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我国不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和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但老年群体规模是最大的，这带来了更多机遇。
杜鹏指出，人口老龄化让“银发经济”市场日趋庞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逐渐扩大。当下“银发经济”更多涉及的是保健、养生、医疗方面的服务，但如果仅将重点放在以上方面，则会忽视更大一部分需求，因而应进一步针对不同对象研究细分需求。
同时，人口老龄化能够促进科技进步。当下养老市场的供给更多基于以往对老年人需求的看法，而创新对接新一代老年人需求有望释放更多潜能。
七人普数据还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宁吉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