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6日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此举招致了反对捕鲸的国家和机构批评。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几乎没有退出国际组织的先例,此次“退群”实属罕见。

日本于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曾一直以商业目的实施捕鲸。在几十年前环保主义开始逐渐兴起后,一些国家和环境保护组织以人道主义和环境保护之名,要求“捕鲸大国”日本停止商业捕鲸行为。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82年决定暂时停止商业捕鲸。日本从1988年4月起中止了商业捕鲸活动。

日本目前计划从明年7月开始商业捕鲸,这将是日本时隔大约30年恢复这类捕鲸活动。但实际上,日本的捕鲸活动一直在“科研调查”的幌子下开展。国际法院就曾在2014年判定,日本在南极海的“调查捕鲸”实质为“商业捕鲸”,认为日本违反了国际捕鲸公约。

今年9月在巴西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年度会议上,日方恢复商业捕鲸、简化机构决策规则等提案遭到否决,这被认为是促使日本政府做出“退群”决定的主要原因。按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说法,“意见相左的成员不可能在委员会求得共处”。委员会部分成员仅关注鲸鱼保护,拒绝准予合理利用这类资源。

虽然日本表明其捕鲸地点将限定在日本领海和排他性经济海域,并将捕鲸量控制在以国际捕鲸委员会采纳的计算方式算出的范围之内,但其“退群”的行为还是遭到了反对捕鲸的国家和机构批评。

澳大利亚政府26日对日本政府恢复商业捕鲸表示“极为失望”。澳外交部和环境部当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日本退出决定令人“遗憾”。日本绿色和平组织负责人萨姆·安斯利抨击日本“退群”,认为这一决定“与国际社会步调不一致”,“更不用说承担守护海洋生态、保护这些美丽生物的职责”。

不仅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大洋洲国家,欧盟以及美国等国也反对日本的商业捕捞。日本强行重启商业捕鲸,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印象恶化,使其今后在一些国际场合中遭遇一定的压力。对于提倡多边主义的日本来说,退出国际主要合作框架也可能招致外交形象的受损,甚至还可能对将于2019年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产生影响。

根据日本政府的说法,其捕鲸产业已被逼入绝境。即使是国际捕鲸委员会监管之外的小型捕鲸,日本也仅有6家企业的5艘船进行作业。不重启商业捕鲸的话,捕鲸产业难有未来。但是,即使重启商业捕鲸,增加捕获量,真的存在与之相应的市场需求吗?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鲸肉消费量超过20万吨,而现在只有5000吨左右。减少至马肉需求(超过1万吨)的一半左右。这是因为牛肉和猪肉变得容易获得,消费者的选项越来越多。在消费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即使依靠补贴重启商业捕鲸,其作为产业的发展前景也难以描绘。

但日本政府仍然执意“将捕鲸进行到底”,其原因何在?也许,一位日本市民在街头接受随机采访时的话语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位市民说:能不能吃上鲸鱼肉其实并不重要,但很担心日本的捕鲸文化会受到影响。

在日本人看来,捕鲸在日本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而且,鲸鱼带有一定的神格色彩。日本人认为,捕获到一头大鲸鱼,能令渔村得到恩惠,象征着渔业大丰收。因此,日本人虽然捕杀鲸鱼,但对鲸鱼却是喜爱和尊重的。日本各地修建有鲸鱼神社,表达民众对鲸鱼的感谢和追悼。一些地区还保留着关于鲸鱼的民歌、舞蹈和民间庆祝活动(“鲸鱼祭”)。因为这些历史与民俗,日本认为捕鲸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反对捕鲸,谁就是不尊重日本文化,就是在干涉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日本政府的有意塑造下,欧美国家批判日本捕鲸,是将自身的文化观念强加于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向反捕鲸势力低头,被上升到了日本传统文化是否向西方妥协、日本的国际地位是否得到认可的高度。这样一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属自民党等保守政党成员支持商业捕鲸,在国际政坛显现强硬姿态,成了“保护传统”和“顺应民意”的表现,其目的不言自明——选民的选票。可见,捕鲸在日本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文化问题,其背后还有深刻的政治因素。

至于日本是否会以护航捕鲸船的名义,借机扩大自卫队的海上活动范围,在海上搞一些“小动作”,以达到海洋扩张的战略目的,相信大家心里一定都有数。

由此,日本甘愿顶着国际舆论的压力,忍受国际声誉的负面影响,也要执意捕鲸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提醒我们,在与海洋有关的问题上,应时刻对日本保持一定的关注和警惕。(中国网评论员 戚易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