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蔡聪

2017年高考全国有7名盲人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他们来自陕西、安徽、山东、西藏四省区。这是继2014年以来，连续四年有盲人考生在高考中使用盲文试卷。据了解，今年全国共有564名视力残疾考生申请高考合理便利，除7名全盲考生申请使用盲文试卷外，其他有光感的低视力考生，用的是专为他们准备的“大字版本”的试卷。（信息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回顾2014年至今的盲文试卷申请数据，并横向比较今年的盲文试卷和大字试卷申请数据，有一些疑惑值得探究。

历史回顾

2014年，盲文申请为一例，其安排基于当年教育部发出的201401号通知。但因考生申请为电子试卷，自称不太会盲文，因此交了白卷。

2015年，有8名视障考生申请盲文试卷。当年出台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暂行）》。

2016年，有5位视障学生申请以盲文形式参加普通高考。

2017年，7人使用盲文试卷参加了普通高考，而在今年4月7日，《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要求提供盲文、大字试卷，并延长1.5倍时间。

盲人是不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纵观这四年的情况，申请用盲文试卷参试的视障学生一直稳定在10人以内，而从15年有确切条例出台以来，三年时间已经过去，申请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学生甚至少于15年暂行管理办法出台之时。

而与此同时，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三家单考单招的本科类院校招生规模持续保持在150人左右。

这与目前呼唤视障人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融合态势似乎不相符合。那么其背后问题出在哪了呢？是不是成天忽悠要融合，要有权利去选择的视障人，并不能代表这个群体的需求，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下，今年的盲文试卷与大字试卷之间的申请数量之悬殊，这个自然不是因为盲校里低视力人数是全盲的近百倍，而是本身这个政策受益的学生，大多为在普通学校学习，不需要太多支持的低视力学生。平日里，他们可能依靠放大镜，台灯，或者不用辅助工具学习，但无论哪种，他们的阅读速度都会受到限制。而今年新政策规定的实施，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平等地参与到高考的竞争之中。

但像我这样曾经混迹在普通学校的视障学生，可能是一个目前处于困境的群体。因为我是在高中时视力再次下降，到了无法使用光学辅助工具看清汉字的程度。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盲文为何物。即使我在那个阶段知道，可能也很难用盲文去参加高考，因为摸读速度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越小学习越好，时间越长越好。

因此，这个管理办法，还有应当提升的空间，就是将电子试卷和人工读题这些灵活的方式纳入到考试之中。

接下来，具体围绕通常公众所以为的盲人目前的情况，做一些更深入地思考。

基础教育不扎实

这组数据背后的原因，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和改革没有跟上。或者说，短时间内还跟不上。

众所周知，目前盲人，尤其是使用盲文的盲人，主要还是在隔离式的盲校教育体系之中学习。其教学质量，教学深度和训练方式，与普通学校天差地远。目前国内拥有高中教育的盲校共有8所。最长的是青岛盲校，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设了高中，但其对口学校主要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随后北京盲校，武汉盲校等开始尝试开办高中，但很长时间内都是应者寥寥。而四平盲校、南京盲校这些后起者，均是在盲文被纳入到普通高考之后才开始设立。所以，同样都叫高中，但与普通高中相比，不管是实际教学，还是针对性的考试训练，其质量如何，不难想象。

2014年盲人交白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基于自身情况，选择参加15年高考的视障学生都非常谨慎，因为做为政策的受益者，同时也背负上了被迫代表并展示盲人群体形象的责任。所以选择参加高考，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至少不给盲人群体抹黑。当年只有两名西藏考生是在拉萨接受的融合教育，一直在普通学校学习，并接受到诸多支持。另外两名视障学生所学专业为艺术，考分压力不大。剩下的学生确实经受了不少的压力。

三年过去，今年申请盲文试卷的考生只有7人，让我们看到，理想，尝试，冲动这些因素都已经过去，而他们这一届是可以从高一就开始准备参加高考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理性权衡的结果。那背后确实反映出现行的教育质量没有给盲人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现实与专业的选择

第二个要面对的现实就是专业的选择、就业的出路与理想的冲突。

近两年来，视障考生被拒录的新闻时有发生，高考的体检标准仍旧悬停于残障人头顶，自己会不会被自己想要的专业拒录，拒绝之后还有没有调剂的机会？即使选择了心仪的专业，比如社会工作，师范，计算机等专业，大学的支持能不能跟得上，或者老师有没有这种决心来和学生一起开创？就算一切顺利，将来能否找到工作，有没有职场支持？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前两年进入普通大学的视障学生的境况都在显示，目前一切还处于摸索阶段。那么愿意选择参加普通高考的视障学生，确实还需要一些向风车发起冲锋的浪漫主义情怀。

尽管如“帮帮盲”等民间有机构为这些学生提供教材制作、定向行走培训，甚至考虑到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训练，但他们的能力，规模和资金，人数少时还可以支持，但人数一但多起来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不走向国家层面制度化的保障，很难去要求每个个体都有必须背负上时代变革期要付出的个人代价的觉悟与勇气。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直很欣赏于这些愿意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的勇气。当然，可能是我想多了。说不定人家家里早安排好了是吧。而做为先行者，在有所付出的同时，一但能够挺住，也是能享受到“第一法则”所带来的各种盲人第一人的红利的。

促进融合教育过渡性政策缺失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从单考单招和隔离式教育向高等级融合教育转形的过渡阶段，没有过渡性政策，和积极行动，让视障学生获得保障并安心。

2016年，原本报名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不只5名，但是三所特殊学院的单考单招考试均在高考之前的4月举行，随后出成绩后便会公布录取信息。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没给做出明确回复，将被视为放弃资格。如果答应会接受录取结果，那么就会被提前提档。这意味着你将无法再通过参加普通高考改变命运。

这种做法看来确实是非常公平，但没有考虑到过渡阶段视障考生所面临的问题。在对自身的教育水平没有信心、对未来没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尝试念头，保守地留在按摩专业之中，确保有个本科大学先上着，这样的学生并不少。

事实上，单考单招体系从专业到录取名额都是独立体系，并不影响普通学生招录，并不适用于全国统一招生里保送，艺术生等提前提档的原则。即使与原则相悖，从国家鼓励残障人士融入社会，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方针与趋势来讲，在过渡时期，采取双轨考试形式，确保视障学生保留选择权利的方式，才是最人性化的做法。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过渡阶段，为补偿过去长时间的隔离与歧视给某个群体带来的伤害与落后，适当使用配额制度来拓展高等院校招录边缘群体的做法被普遍接受，并称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譬如美国大学普遍采用的少数族群，尤其黑人的配额招录制度。

这一切的出发点都在于制定法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形式上的平等，还是为了让某些边缘群体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其背后重要的问题应该是隔离式的体系和普通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对融合教育和国家方针政策理解还有待提高。

普通学校可能仍将残障学生视为一种负担，这基于人们长期以来对残障的负面态度。而特殊学校却需要通过扩大学生规模来获得资金与发展关注度，因为目前的拔款政策也存在一些断裂的地方，譬如生均经费的拨付要数人头。但事实上，融合教育的视角下，特殊学校的角色更多是做为专业的支持者而存在，并不会因此就丧失资金与发展，也能很好地解决普通学校的担忧。

最后，这里面，家长们对盲人的未来怎么看，老师们怎么看，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比如我妻子当年为了能够去上学，还在家里闹过绝食，原因就是她家里觉得盲人看不见了，上学没什么用，何况是个女孩子，看不见，在外面太不安全。

因此，我们看到，促进融合教育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在形式上将对残障人的限制直接取消就万事大吉。而是我们要真正意识到，教育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残障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态度上发生转变，才会将这个复杂的系统推动起来，让它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这背后固然有人们对残障的理解问题，也有我们被固化在现在竞争性的偏狭教育体制里的问题。

这几天，网上很多人在谈，说高考是一个最公平的制度，如果没有它，那寒门学子连最后一条出路都没有了。可我在想，是不是大家对于公平和出路的理解需要反思呢？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成为人上人的机会与出路，还是有机会不被压迫，也不必去压迫别人，只是成就最好的自己的机会与出路呢？（作者：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蔡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