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2016中国城市管理法治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会议现场 中国网记者 尚阳 摄

中国网新闻12月26日讯(记者尚阳)12月24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一周年之际,由法制日报社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国城市管理法治研究中心承办,《法制与新闻》杂志、法制网协办的“2016中国城市管理法治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法委、国务院法制办、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单位领导、专家以及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部分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法制日报社副总编辑吴坤主持会议。

会议就一年来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努力推进城市管理法治化建设进程等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法制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邵炳芳在致辞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水平逐步提高,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加强和改善城市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城市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中外城市管理的实践经验表明,依法管理城市,是当今世界最有效的现代城市治理理念和方法。

中共中央政法委宣教室主任查庆九在会上强调指出,城市管理执法要理性、平和、文明,要在规划、建设源头为市民做好服务,不能把矛盾转移集中到末端执法环节。媒体应承担起破除城管妖魔化的社会责任,大力宣传城市生活离不开城市管理,城市管理离不开市民的理念,化解对立,增进相互理解与宽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应松年说,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从法理上讲是地方权,以地方为主,要划分好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从中央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对地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主要是针对共性问题进行规范、指导。

法制日报社中国城市管理法治研究中心秘书长、《法制与新闻》杂志总编辑王桂元在会上表示,中心将搭建好学术平台、专家智库,做好法律培训、咨询服务、第三方评价及法治城管宣传报道工作,组织好“法治城管万里行”调研采访,开好每年一次的“中国城市管理法治论坛”年会。

广东省广州市城市基层街区综合治理“车陂模式”在会上受到特别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指导意见》指出,城市管理执法的重心要下移。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道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创造了公安、城管、交警、工商、食药监、安监等执法部门联勤巡查,“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张网格管基础、一个中心管调度、一个标准管市容、一套制度管保障”的“五个一”城市基层街区综合治理新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到车陂实地考察后给予充分肯定。

据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兼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建新在会上介绍,车陂户籍人口不过3万多,流动人口20多万,是广州最繁华的街区之一,被称为“走鬼天堂”,也曾经是广州秩序最混乱的街区之一,2013年3月17日轰动海内外的“城管队员被小贩狂砍7刀毁容”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近三年来,车陂街道坚持实事求是,探索出城市基层街区综合治理“五个一”模式,不增加一个公务员编制,不改变执法主体、不改变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不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全是通过工作机制创新,整合街道、村居现有行政执法资源和社会治保力量,实现了街区的干净、整洁、平安、有序。

参加会议的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执法监督处处长谢莉对车陂模式十分赞赏,她认为城市基层街区综合执法都应当学习车陂经验。

著名城市管理专家罗亚蒙教授认为,理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化解城市管理执法难点,关键在于基层落实。无论理论上多么完美的顶层制度设计,如果无法在基层很好落实,都是空中楼阁。车陂经验的核心价值,就是把城市管理执法纳入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之中,以最低的行政成本,最合法的工作路径,实现最佳的执法效能,对于中国城市基层街区综合治理而言,其重大科学意义不亚于30多年前小岗村对于当时中国农村变革的意义。

罗亚蒙说,车陂经验归纳起来有四句话:综合协调,统一指挥,联勤巡查,专业执法。综合协调,就是由党政一把手兼任“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综合执法大队”不是执法主体,只负责综合协调行政辖区内公安、城管、交警、工商、食药监、安监等所有行政执法力量。统一指挥,就是由政府牵头整合建立行政辖区内公安、城管、交警、工商、食药监、安监等所有行政执法部门统一指挥中心,由公安部门负责日常运行维护,统一指挥所有行政执法部门。联勤巡查,就是行政辖区内公安、城管、交警、工商、食药监、安监等所有行政执法力量定时集中联勤巡查,遇到问题及时处理,最大限度减少执法扰民。专业执法,就是公安、交警、工商、食药监、安监等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各司其责,不向城管部门划转行政处罚权,避免庞大的修改法律成本和大量增加公务员编制成本,而这两个成本障碍都是过度综合执法改革无法克服的。

“有个城市的一个区执法局集中了2635项执法权,怎么可能做好?难怪那里一个执法中队集体要求辞职。”罗亚蒙说,“只有专业执法,才能最终避免粗放执法、粗暴执法,才能真正提高执法质量。就好比城管部门要想做好车辆违停执法和环保执法,在管理科学上不存在丝毫的可能性。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城管部门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城市基础功能设施管理以外的行政执法职能的综合度必将逐步递减,必将普遍建构起综合协调、统一指挥的专业执法新常态化机制。”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青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杨雪锋、山东大学教授王佃利、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滕恩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四川省德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刘泽球、辽宁省朝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王国疆、贵州省福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张黔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城市综合管理考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红涛、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刘聚刚等在会上发言。

会上,应松年、查庆九、青锋、邵炳芳共同为法制日报社中国城市管理法治研究中心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