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湖北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的队员们在进行基本功训练,动作名为“小燕飞”,锻炼腰腹力量。A22-A23版摄影/本报记者朱柳笛

2月17日,孩子在墙边练倒立,以减除假期时腹部囤积的脂肪。

2月17日,孩子们在练习腰部的柔韧性。

目前,湖北仙桃正斥资3亿多元,筹建“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仙桃被誉为中国的“体操之乡”,是因为杨威等四位奥运冠军,均毕业于当地的李小双体操学校。

而该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从1992年到2008年,历届奥运会中都有毕业于该校的运动员。但国家体操队此次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队员中,则不见该校的身影。

许多家长仍因有冠军梦或无暇照顾孩子,将儿女送去学体操,但有9/10的孩子无法进入省队、成为职业运动员。那些被“淘汰”的孩子则有可能无法再适应普通小学的正常生活。

2月15日,上午9点,李小双体操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在训练房的软垫上光着脚四处奔跑,冬天还没有结束,训练馆两旁的窗户已经打开,一丝寒气钻了进来。

李小双体操学校,成就了湖北仙桃的辉煌。它让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县级市,涌现了四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

仙桃亦被誉为中国的“体操之乡”,目前,当地正在筹建“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占地397亩,并给李小双体操学校预留了地方。

训练房内,那些4-7岁的孩子,日复一日的训练着跑步、压腿、倒立、弹跳、平衡……孩童时期丰富多样的人生,在这里,被简化为几个单调乏味的肢体动作。而反复训练这些动作,又是实现冠军梦的唯一法门。

众多孩子被前赴后继的送来,不少父母都替儿女怀抱着拿金牌的梦想,而实现梦想的却永远是极少数。

在明白冠军之路比想象的还要艰难之前,孩子们的人生就已被程式化的动作训练改变了。

“被动”入校

杨仁平因为跑黑的无暇照顾孩子,先后将儿女送入体校,体校学生的父母80%是商人

杨可一直倒立着,腮帮子凸起,肚皮露了出来,脚尖绷直贴着墙面。教练郑顺生站在离他3米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块电子表,大拇指飞快地按动着———他在计时。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对师徒像周围矗立的器材一样,站在阳光的阴影里,不发出一点声响。

寒假正式结束,停训将近两个星期后,杨可发胖了。这对一个学体操的孩子来说是糟糕的消息,郑顺生正考虑着如何通过加强训练,让杨可的体重回到寒假前。

1000平米的体育馆里,上百个孩子的喧闹声此起彼伏。

一个新生的哭闹声并没有打扰到杨可,他依旧维持着倒立的动作,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在郑顺生看来,这个6岁男孩是自己的队伍里最有潜质的队员之一。

三年前,杨可还只是个不到四岁的孩子,父亲杨仁平领着他来到李小双体操学校,找教练郑顺生。

郑顺生拉起小男孩的手,四处摸摸、捏捏。

首先是胳膊,直线一样的胳膊,没有一点儿弯曲的关节,然后是宽肩、厚胸、窄臀、长腿、小脚丫子、直愣愣的眼神……他在这个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几年前,杨仁平曾带着一个女孩来找郑顺生,女孩眼神同杨可一样倔强。

女孩名叫杨飘,杨仁平的大女儿。

杨仁平本没想过让女儿从事体操训练。多年前,他偶然和在李小双体操学校食堂工作的一位熟人聊天,对方称,这个体校诞生了好几位奥运冠军,这个信息让夫妇萌生了送杨飘去学体操的念头。

第一眼见到杨飘,郑顺生的评语并不好听:“身材不好,灵活度不够,基本姿态不美。”

但杨仁平和妻子还是坚持让杨飘入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夫妻二人因为家庭困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跑黑的,无暇照管杨飘。

和杨飘父母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张世杰的父母。远在贵州从事煤炭生意的他们,也是因为没有精力看管孩子,才将张世杰从贵州送进李小双体操学校。

体操学校招生办公室的孔老师,介绍学校里孩子们的家庭背景:“140多个小孩,80%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自己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

让杨仁平欣喜的是,教练郑顺生先后收下了他的女儿和儿子。

除了动作还是动作

为减除孩子们假期囤积的脂肪,学校将训练时间由半天调整为1天,3个小时几乎没休息

2月16日,下午3点,又一轮训练开始———为了减除孩子们假期囤积的脂肪和惰性,原本半天的训练调整为一天。

“150个阶梯跳,开始。”郑顺生给自己的弟子下了命令。

然后是单腿跳、纵跳、矮子步、青蛙跳、前空翻、引体向上……郑顺生几乎不用下任何指令,数十个弟子们便一项接一项的完成各种动作。

“脚尖并拢,肩膀拉开。”郑顺生反复强调着。

3个小时的训练,几乎没有休息,喝水、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只有在倒立和压腿时,才能够享受片刻宁静。

已经出汗的杨可脱得只剩下秋衣秋裤。

“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刚开始进行这样的训练,也没法坚持下来。”郑顺生说。

杨可和伙伴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适应郑顺生的训练模式和流程,代价是手掌覆盖起一层厚实的老茧,腰腹用力时能看见小型的六块肌。

在问及“苦不苦、累不累”的问题时,孩子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不累,好玩。

但体操运动本身的辛苦,决定了兴趣往往是有限的。

训练馆内,教练杨玉林指着一位9岁的男孩说:“你该问问他,他肯定不会这么回答。”

那名男孩正双手扶着鞍马,两脚伸进一个被绳索吊起旋转的塑胶桶里,一次坚持10分钟左右。他正在寻找做托马斯全旋的感觉。

普通人做这个动作,可能当塑胶桶才旋转了两三圈,双手就无法支撑了。

如果他朝着专业训练的方向走下去,若干年后,可以完美地完成一系列类似的动作,从而在赛场上拿到一个较高的得分。

尽管杨可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具备在鞍马上做全旋的力量,但他已经开始爬上这个庞然大物,做一些练习上肢力量的基本动作。

他用双手牢牢抓住鞍马中部的环,双臂支撑起身体,腿并拢,从鞍马的一端抬起,越过马身,到达另一端,周而复始。

鞍马动作的关键,在于除双手之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触及到马身。

杨可已经有了这种意识,他的双腿尽量抬高,脚尖和脚跟形成一个新月般的弧度,这得到了教练郑顺生的赞赏,“哎,不错,继续保持,果然是大队长。”

郑顺生通常用任命大队长的方式来落实他的赞赏。

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进行大队长“换届选举”,依据孩子们的训练表现来确定管理者的人选,表现最好的队员自然是大队长。

担任大队长,意味着一直排在训练队伍的头一个,以及在教练缺席时可以带领队伍进行程式化的训练。

杨可显然很愿意担任大队长。得到郑顺生的表扬后,他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这意味着教练对自己动作的肯定。在没有比赛的情况下,这是杨可被肯定的唯一方式。

两本课本:语文数学

体校的孩子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

杨可被送进体操学校已近三年,母亲朱月琼仍记着其当时入校的情景,好像是三分钟以前发生的事。

进入体校,意味着不到4岁的儿子开始寄宿生活,几乎一两个月,杨可才能回家一次。

刚入校时的杨可留给保育员周奶奶的印象是,耷拉着鞋带,哭得满脸泪痕,穿衣服、刷牙洗脸,每一样都要从头教起;房间里要备一些简单的药水,以便处理他因为训练造成的皮外伤。

□本报记者 朱柳笛湖北仙桃报道

在体校,除了半天的训练,还有半天的文化课。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剩下就是思想品德与写字了。杨可比其他非体校孩子“幸福”的是,书包里只会有两本课本:语文和数学。

体校里,众多的孩子和杨可一样,从未接触过音乐、美术或者其他副科。训练的时间挤占了这些课程。相比起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的娱乐生活少得可怜,仅有的娱乐方式是看卡通片,最近他们比较迷恋的是《果宝特攻》。

3年训练下来,与娴熟的体操动作相比,杨可的吃饭动作则显得孩子气。

晚餐时,他坐在食堂五彩斑斓的椅子上,不太熟练地用汤匙往嘴里扒着饭,然后突然伸出手,抓起一片萝卜送进嘴里。

杨仁平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他更多的希望是儿女能得冠军、世界冠军。

他常会欣喜地跟别人说,在李小双名声大噪的时代,杨飘进入体校;杨威获得北京奥运冠军后,杨可又沿着他姐姐的路走了下去。

和杨仁平怀抱同样期望的家长并非少数。

每逢新学期开学,就有一些家长带着三四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仙桃的李小双体操学校,每年交上近万元的学费,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校学习。也有不少家长会反复跟教练诉说,他们的孩子有学习体操的潜质,值得培养。

体校负责招生工作的孔老师介绍,所有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家长慕名而来。现在140多个学生里,80%来自外地,其中还有一名来自爱尔兰的小女孩玛莎。

“很多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明显过了打基础的年龄,可家长还是硬把他们送过来。”孔老师说,当然通过训练,他们也能锻炼意志和品质。

2月16日,训练进行到一半,郑顺生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在始终耍赖不肯训练的严家勇面前晃了晃说:“快,压腿,做好了就给你糖吃。”

4岁的严家勇乖乖地坐下去,伸开了双腿,不到1分钟,他又扬起脸哀求道:“郑教练,好累啊。”

学校总教练颜永平也正好在场,开始用自己编写的儿歌哄他:“男子汉,铁打的汉,不好哭,做好汉,这样老师才喜欢;学小双,要流汗,将来做个英雄汉;拿金牌,夺冠军,美名天下传。”

冠军路,独木桥

李小双体操学校约1/10学生能进入省队,一些被“淘汰”的孩子已不能适应普通小学

颜永平从事体操教练20年,奥运冠军杨威的体操启蒙就是从颜永平处受益的。

但颜永平也知道,现实中的夺冠,远没有儿歌里的逻辑那么简单,也许“流了汗”,依然无法“拿金牌,夺冠军”。

颜永平已经没法计算自己带过多少学生。

但他能够记得的数字是,他参与培养输送的人数:一级运动员10人,国家级健将8人,洲际冠军7人,世界冠军6人,奥运冠军3人。

级别越高,数字越少,递减的人数中透出一种残酷。

这已经是辉煌的成绩了,更多的教练,也许一辈子,带不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参与者的庞大基数和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抛开拿金牌,如果杨可要成长为一名专业的体操运动员,必须要通过现有的三级体制:体校、省队和国家队。

孩子一般在三四岁被送进体校,经过五年训练,表现出色的孩子能被选入省队。但大多数孩子会被退回到普通小学就读。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140多名学生,在接受极其严格的训练后,通过层层选拔、过滤,最后能进入省队的仅有10-20名。

大多数孩子,在行程还没过半时,便从通往冠军之路的独木桥上跌落,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一个星期前,许迪(化名)便从这座独木桥上跌落。他离开了专业体操领域。

6岁才进入李小双体操学校学习的许迪,和其他孩子相比,底子稍显薄弱。但因为天生好动,身体灵活,在体校学习两年半后,许迪还是被推荐进入武汉体院的一家附属学校。如果表现好,许迪就能被送入省队,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许迪母亲回忆说,自己每个月去探望儿子时,总会泪眼汪汪地离开。“比起在体校时,体院附属学校的训练强度不知大了多少倍,擦伤碰伤再所难免。”

春节前,在武汉体院附属学校才训练了半年,许迪被要求回家。许母在教练处获得的反馈是,许迪学习体操的时间太晚,基础较差,不适宜继续练下去。

随后,几岁的许迪进入了仙桃当地一所普通小学就读。从入学起,许母对许迪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毕竟已经离开普通学校三年了,当年的成绩虽然好,但落下的课程太多,补起来很困难,而且他早就不适应学校的生活了。”许母说。

许母还记得,当初把孩子送去李小双体操学校时,学校的老师和教练曾一度劝慰她说,“虽然体校文化课的水准无法与普通小学相比,但孩子一旦离开这里,课程还是很容易追赶上来。”

许母开始四处托人,设法将本该读三年级的许迪降了一级,并且在寒假里请了家庭教师给许迪补习。

但让她觉得头痛的是,许迪新学校的老师数次跟她反映,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好动得很。

“体校的学习氛围相对散漫。几小时的训练下来,累得够呛。孩子们一般是很难再集中精力学习的。”郑顺生说。

许母的困惑是,不知要用多久时间,才能够让许迪远离过去体校生活的轨迹。

母亲的犹疑

因为训练过于辛苦,母亲朱月琼已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继续让儿子杨可从事体操

相比之下,杨飘的“运气”要好一些。郑顺生通过私人关系,将她推荐给了山西省省队。

杨飘被接收了,并在几场国内赛事中获得不错的名次。但很快,矛盾开始凸显。

一进入省队,杨飘的手机和零用钱都被教练没收,理由是影响训练。她开始罢练。

即便是远在仙桃的郑顺生,仍然会隔三差五的打电话劝说杨飘,让她调整心态,继续训练。

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朱月琼。本来对于两姐弟是否继续从事专业体操训练,她就一直是犹豫的。

今年春节,朱月琼去山西陪杨飘过春节。因为省队担心队员发胖,杨飘和队友们都不能回家过年。

这种训练的强度常常让朱月琼感到揪心,但如果就此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又让她觉得可惜:“已经练了这么多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朱月琼还觉察到儿子杨可一些微妙的变化:入学后的第一年春节,杨可回家过年,亲戚朋友起哄要求表演一下,他“腾”地就在场子里翻起了筋斗。

但今年无论大家怎么起哄要求,杨可坚决不肯再表演;尽管姐弟俩都是练体操的,一旦碰面,两人都默契地不提关于体操的任何事情。

朱月琼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兴趣减淡后的疲乏。

而杨仁平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孩子的兴趣和意愿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年龄尚小的杨飘、杨可姐弟是无法抉择更好的未来,而在“体操之乡”练体操,不失为一条好出路。

母亲朱月琼则一直在焦躁不安中犹豫着,几乎每次开学,朱月琼都会跟教练郑顺生提出接回杨可的想法,但经过郑顺生的一番劝说,她又会暂时放下心中的疑虑。就这样,周而复始。

退出,这是郑顺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希望杨可能留在自己队里继续训练,他有信心培养出一个准冠军来。

“要送妈妈4块金牌。”

学校里6岁学员杨可还不知道“冠军”背后的压力,他还渴望着将来为母亲赢得金牌

“谁能保证这里的孩子一定能成为冠军呢?”训练场上教练杨玉林感慨地说,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冠军,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

李小双体操学校副校长彭友平也觉得现在压力很大。

国家体操队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名单已经出炉,里面没有一个队员是从李小双体操学校毕业的。

彭友平的压力来自于,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到2008年的北京,历届奥运会总有来自仙桃的运动员的身影。

“4位奥运冠军诞生地”,“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等名号,更是让彭友平有着难以摆脱的压力。

彭友平说,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年代,他也没有过现在这种压力。

上世纪70年代,仙桃就有体操训练基地,“当时没有器械,师傅(丁霞鹏)自己做,保护的海绵垫都没有,师傅就在河边地上铺厚厚的稻草,盖上沙,再搭上帆布。”彭友平回忆说。

1996年,仙桃体操训练中心才有第一个室内训练场。彭友平还记得,墙壁上用白石灰写着“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冲出沔阳,走向湖北”的标语。

随着大小双成名,仙桃体操训练中心也于2001年,改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学校开始走向辉煌。

学校的总教练颜永平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只是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正常的低谷期”。

颜永平说,“一届奥运会缺失,意味着学校重新从0开始。”

杨可还不懂这些,他现在只是对金牌充满着一种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来自于训练、来自于环境,来自于耳濡目染。

春节回家,他曾对母亲朱月琼说:“妈妈,我要送4块金牌给你。”

“他不知道,拿一块金牌是多么难。”杨仁平叹息道。

杨可还看不到自己有着怎样的人生,十几岁可能就要面临大赛重压、退役后出路较窄、为团体赛牺牲个人等境遇,杨可对此都还没有概念。

晚上7:00左右,训练已经结束,这是一天里最清闲的时候。

10多个6、7岁的男孩子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声讨论着。有人问:“杨可,你见过金牌长什么样吗?”

他抬起头,想了想说:“像个杯子一样。”

杨可还分不清金牌和奖杯的区别,但他曾经在体校的展览室见过,那些金色的奖杯陈列在玻璃橱窗里,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