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立民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2-08-03   发表评论>>

    “中国的航天事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有人作出牺牲,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忙上很长一段时间”。

    见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邵立民时,他刚刚订好了当天的工作安排。

    这将是非常繁忙的一天,神舟九号飞船返回舱运回了它的诞生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作为总体主任设计师,邵立民要带着他的团队着手准备进行总结、评估工作,他简单地数了数,涉及到的环节将会有几十项。

    而这又是非常普通的一天,用邵立民的话说“还好,比起在飞控中心,现在的事情已经少了。”

    邵立民,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说起话来风趣、利索,而刚满33岁的他却已经站在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最前沿。

    从扑翼飞行器到航天飞船

    邵立民是个好学生

    1979年出生的他,1998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学习,本科四年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6次,获得最高级别“爱生”奖学金1次,一等奖学金7次,专项奖学金2次。

    2002年,他师从长江学者、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院长宋笔锋教授,攻读硕士、博士。

    在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发射成功时,宋笔锋教授写下了这样的文章,“知道从事‘天宫一号’飞行器总体设计的爱徒邵立民在发射现场,心中一股豪迈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学校学习研究的情形时时在眼前闪现。”“小邵从硕士开始就在我的团队从事微型扑翼飞行器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团队从事微型扑翼飞行器研究的第一位博士,正是经他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研制成功了团队的第一款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微型扑翼飞行器原理样机。他在博士期间研究了微型扑翼飞行器的总体设计方法,进行了大量扑动翼的风洞实验和飞行器的外场飞行器试验,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为团队微型扑翼飞行器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邵立民也是个计划周详的人

    搞航天,是邵立民从小的抱负。按邵立民的话说,“从上学到工作,都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虽然学的是航空,但航空航天是一家,原理上差不多。”他将此称之为“自定向”发展。

    2008年,邵立民如愿以偿,进入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简称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工作。并在工作仅3年之后就成为了高级工程师。

    “我所在的载人航天总体部,共近400人,团队里80%以上是年轻人,80%以上是硕士和博士,平均年龄只有31岁左右。”邵立民笑着说,自己已经不算年轻的了,年龄早就超过了平均年龄。

    “由于航天技术的要求,五院在招人时对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很高。从整个团队来看,大家跑得都不慢。”邵立民认为,团队的进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动补课。比如,他是学航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扑翼飞行器,进入航天行业之后,必须自己主动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二是在实践中学习,边工作边提升。

    “有人说,我们的团队是以航天速度在进步,其实,只是我们这代人赶上了这个航天大发展的时代。”邵立民说,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创造历史”,作为参与中国航天进程的“少数人”,非常荣幸、非常自豪。

    每个人都是圆心

    “在五院,你只要在工作中做好一件事,就马上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是最让邵立民感慨的。

    对邵立民来说,2011年在“天宫一号”团队中,16万字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研制报告,就是他初出茅庐的“成名作”。这份研制报告长达500页,是包括邵立民在内的4个年轻人,在北京怀柔封闭写作近2个月的成果。与此同时,邵立民还完成了11万字的交会对接故障预案。“我心里十分清楚,能完成这项工作,是同事们协作的结果。”

    而在此次天宫一号和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中,邵立民承担的工作责任更大,更加复杂。目前,邵立民担任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一职,相当于总师的助手,用五院副院长尚志的话来说,也就是一个型号任务的“大管家”。作为“大管家”,他要和总师、副总师、各个分系统的主管设计师打交道,要对任务的每个环节心中有数。

    “我是任务中一个上传下达的节点:自下而上,各种信息都会汇总到我这里来,能解决的,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汇总意见、分析整理,向总师、副总师汇报,请他们决策。自上而下,我要负责把总师的想法,以技术通知单、文件等形式传达下去,明确执行人,监督执行过程,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任务执行过程中,对接和返回的时刻,邵立民最紧张。“有人交会对接不同于无人,与自动对接相比,人具有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航天员可以自主解决。

    但是,载人也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了安全系数要求。”邵立民说,与“神八”相比,“神九”的故障预案做得更为保守,将航天员的安全性放在了第一位。“在这次的任务中,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了,感觉担子更重,考虑的问题更多。”

    实际上,“两总”们的一段话一直深深地印在邵立民的心坎上,也成为他检验自己工作的标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圆心,他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半径,但圆和圆之间可能存在缝隙,只要每个人将自己的工作范围少许扩大,就可弥补彼此之间的缝隙”。

    “每天凌晨下班清晨上班”

    说到工作的状态,邵立民说,“今年太忙太累了。”

    忙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每天凌晨下班,清晨上班。”“买了房,自己一直没时间去收房,只能让爱人一个人去。”“我是天津人,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回家了,但就是没时间回去。”“我喜欢航模,但毕业时从学校带回来的两架模型飞机一直没有动过,带回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记者问及工作中的艰辛,这个开朗的年轻人沉默半响,又笑笑说“咱们还是不提这个了。”

    “神九”任务进入最后的总结阶段,邵立民说,现在要做两件事,“回望过去、展望未来”。

    “首先就是要评估、总结。”邵立民说,航天是一个试验性很强的工作,比如,手控交会对接,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但是,地面又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神九”飞天归来,现在就要评估,它的在轨表现是不是和设计中的一样?暴露出了什么问题?都要逐项搞清楚。

    “第二项工作就是改进”。每发射一个型号,技术上就会有一个新的进步,在“神九”中发现的问题或是不完善的地方、新的任务和目标,都将在“神十”上加以完善和实现。

    “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有人就是因为家里反对,最后辞职了。好在我爱人也是搞航天的,很理解。这个太好了。”邵立民说,按照交会对接任务的要求,要同步完成5个航天器(两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和其备份“天宫二号”,三艘飞船——“神八”、“神九”、“神十”)的研制生产任务,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此高密度的研制生产前所未有。

    “没有人愿意加班。但是,我们赶上了这个中国航天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忙上很长一段时间。等到队伍成熟、管理成熟之后,就可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了。我们就是盼着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对返回舱进行外观检查,对返回舱外层烧蚀情况、防热大底、降落伞等散落物研究分析,对航天员在轨使用的二氧化碳净化装置等消耗品使用情况作检查,还要清洗推进剂、释放高压氧,分析着陆时的发动机性能、飞船在轨情况,等等”,在邵立民新的工作清单上,列着长长的工作计划。

    在这紧张的计划表里,却看不到个人的私事,“自己的房子验收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装修,这个一时还顾不上,再抽空吧”,匆匆道别后,邵立民又赶往了工作现场。(记者 陈泽伟)

文章来源: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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