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田文昌

学术著作

律师业发展与司法活动的科学观

                 ——我不是包青天

田文昌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各位同行,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再次跟大家探讨,也很抱歉来晚了。迟来的会见虽然晚了一点,但是也颇有感触,更有感触的是,几年前有过这样一次论坛,正当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律师接到外地律师的电话,说那个演讲人是田文昌吗?因为听说他已经出家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正好是对我来讲已经是乌云压城的时期,所以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很感谢同行对我的关心和关注。今天演讲的题目,我临时确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律师业发展与司法活动的科学观》大家听了可能有一点茫然,为什么我讲这么一个题目呢?突然谈起科学问题了,这是有感而发,因为这几天我连续的参加了几个会,两周前在济南参加了《中国的审判理论研究会》,接着27号的下午在最高法院参加了几位院长、副院长召集的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然后我参加了最高法院的(会议),他们派了车把我送到机场,27号在海口又开了一个中国审判杂志的年会。这三个会谈的都是审判工作的改革问题,都是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在这三个会上,我有一种感受,大家都在研究现在我们整个司法里面的一种研究讨论甚至调整,大家都很有感触,提出了很多看法。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研究科学发展观,什么叫科学呢?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司法活动有什么关系?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概念,我认为研究这个话题很切中要害,很好,为什么呢?什么是科学,我觉得科学解决规律,研究规律,遵循规律,我们的司法活动有没有规律?如果我们能够解释、研究司法活动的规律,遵循他的规律进行司法活动,包括我们的律师辩护代理活动,我觉得就是科学,如果违背了这个科学就是反科学。所以,我突然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多加研究,恐怕对我们律师业的发展,包括司法整体环境的改善都是很有益的。比如说怎么理解司法活动的科学化,它的内涵太宽了。第一,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第二我也没有那么深的研究,我们只能浅尝辄止,点一点题,大家作为一个启发,我提这个问题只是抛砖引玉,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司法认识怎么样来认识,是不是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司法的目标问题,到底怎么样来确定,我们的司法活动中控辩三方的关系问题如何理顺,是不是也涉及到我们的司法活动科学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是很多很多,比如刚才卫东教授讲到一个律师法的问题,这个涉及的内容很多,大家知道律师法的出台很不容易,是利用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在我们大家很多人的努力下冲破了一些障碍,但是它毕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律师法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我举几个主要的例子。

比如说它的定位问题,律师的定位问题在律师法当中得到了一种确认,实际上律师定位问题争论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05年还是04年的时候,面对面采访我的时候,王志问了我一句话,当时突然问起来,说律师的职责是什么?我说律师的职责是依照法律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他说当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如此吗?我说必须如此,否则他就不是律师,我觉得这句话出口以后,引起了一些波澜,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认为,律师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维护正义的,这是第一位的,你怎么说第一位是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呢?这提出了一个指责。经过了一段争论以后,律师法把它明确写下来了,就是我们新律师法第一句话就是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个论证的变化非同小可,这是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它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活动的内在的规律有关系呢?司法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律师的权力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内在问题,权利来源和律师的行为方式问题,律师的行为方式通过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去追求和实现正义。

大家知道,我曾经说过几句话,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的意思就是,给律师的职责定位下了一个结论性的说法,但是就在两年前在云南开会的时候,也是最高法院的一个会,也有律师参加,我在讲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还当场提出了,我说我这种观点可能在我们律师界本身也会有人反对,结果话音刚落,就有两位律师站起来激烈的批评我,他说不对,我们律师就代表了正义,就说我贬低了律师的身份,我说我只是说律师代表正义和追求正义是不是一回事情?我从来没有说我们律师不追求正义,但是我从来坚决不承认我们律师代表正义,我的话在若干年前,我们的媒体把我打扮成正义的化身,我很难受的。那几个案子出来以后,媒体铺天盖地说,我见到什么就拍案而起,我眼泪就出来了,我拿着自己的存折就跑去给当事人打官司了,我那时候还在教书,我根本就没有存折,所以导致了很多很尴尬的局面。

我说过我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好多年前上访山东,一个妇女找到我,到我家里楼道里蜷缩了两天两夜,我下飞机回来,我跟我夫人把她叫出来,她身体很虚弱,不吃不喝,我说了两个小时才说明白,差了300多块钱的案子非要我打,我后来说,钱我给你,不要打了,我给你补偿这个钱,不行,两句话,一个就是田教授救救我,第二句话,我知道公检法都归你管。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打110报警,大家想一下我的心态,人家来求我援助,我打110报警,我回去她就跟着,她如果死在我的门外,我说得清吗?后来警察来了,先问我跟她什么关系,我解释了半天以后他才表示理解,后来说你把她带走,然后又打电话回来,说她上了警车就撞头,拿棍子敲车,只有你回来她才(肯停),我就陪她一起去了派出所,结果当天晚上我和我太太两点半才回家,这就是律师职责定位错误的结果,我当的起包青天吗?让你当也当不起,我们要通过特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也是科学理解司法活动内在规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从规定上,从内在联系上理清这种关系,才能说清楚一些事情,再比如说法律保密业务,可能年轻人不知道,在十几年前,作为律师的保密业务,争论了好几年,认为律师大义凛然,代表正义,揭发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这样才是律师,否则就不是律师。刚才我们谈到,代表的律师就是施洋大律师,我们都知道施洋大律师,施洋大律师在我们几代人心中造成了一种误解,我们认为律师就是施洋,不是施洋就不是律师,所以律师就是向施洋那样的革命先烈、共产党员正义的化身。所以,我们全社会从这种误解中走出来,这样律师才能正义,把律师的职责定位弄清楚。

再比如说,我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律师向被告人展示卷宗材料的问题,我们国内抓住几个律师,因为给被告人看卷,三年前在司法部开会,最高院的领导都参加了,几个学者也参加了,他们就谈到,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结果很多人都反对,被告人没有阅卷权,我说我不讲阅卷权,我讲被告人对案件的知情权,我们在审判人,不让他们了解案卷的材料和证据,被告审判活动的内在关系是什么?我们开庭的时候要不要给被告和平正义呢?我不谈理论上的东西,我谈现实的问题,你们说不可以,那我来谈现实的问题,我们那么几十本,上百本的卷宗,我凭嘴说,被告能记得住,听的清吗?经济犯罪涉及到算帐的问题,谁的脑子是计算机,他听你说就能把帐算清楚了,我们辨认一个签字,不看能弄清楚了,我们很专业的问题不给他看,在法庭上还要给被告人辨认,侦查机关可以带着卷宗给被告人一个一个人说,我们律师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如果这个都不可以的话,我们法庭开庭,我们研究的是节省诉讼资源,如果都不可以,我们的法庭开庭还能延长多少倍呢?我把一切问题都拿到法庭上一页纸一页纸的看,我们律师赔得起,法官赔得起吗?我们从诉讼原理上来分析,应当如何处理问题,同权力来源上来分析,律师的权力是受被告人委托的,你背着被告人你自己去控方、审方来研究这些问题,对吗?

后来我带来了这个问题在美国研讨会上有美国的专家,有俄罗斯的专家,有韩国的专家,有台湾地区的专家,有我们大陆的专家,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了解国外的情况,最后得到的一致结论这是被告人的权力是律师的义务。你不去给人家看,没有尽到你的义务,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然而这个问题虽然通过几次研讨会,在国内举办的研讨会,我都一再的提出这个问题,都得到共识,在实践上没有明确,因为我们的法律鉴定30年,我们的司法水平整体还很差,所以有一些问题,在国外是一加一的发展,发达国家是一加一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国家还有争论,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写在立法上,或者写在司法解释上,否则还会出现问题,比如我刚才讲的律师职责定位问题,但是我在我们国家说就是大逆不道,很多人现在还不理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法制建设的历史太短,有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更多人来理解和认识到这个问题,律师法确实有一个障碍,但是像我们卫东教授也讲了,有很多的障碍,怎么办?所以他它要全方位的解决,我经常说一句话,律师法救不了律师,连律师自己都救不了律师,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我们努力的前提下,依靠呼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否则我们的律师太弱势,太孤立。

比如说,我们再接着谈司法活动规律的问题。我们谈律师的定位之后,我们更重要要谈到法官、检察官的定位,控辩三方又是如何定位?我经常说大家可能都知道,研究研究律师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内部我是这样说,我不敢说别人,实际上法官、检察官是什么?清楚了吗?不清楚。我在法官的会议上讲,国外的法官的培训一个基本功是能够做到在法庭上面无表情,他所有内心活动不能表露在面部上,以免给当事人产生影响或者压力,而我们的法官往往参与的积极性过高,经常参与到控辩双方的角色当中,这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基本功的后面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定位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控方也是这样,我就不具体讲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我们的法官从来没有把我们律师跟公诉人平等看待,我在法官会上我也讲过,我一生经历过两次,我当这么多年律师我经历过两次在开庭中休息的时候审判长说,律师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盒饭,我说这一句话我感激涕零。因为你把我当成公诉人一样看待了,公诉人给你吃盒饭,一个不理我,一个挖苦我,你们律师有钱,你们下馆子吃吧!

这是一件小小的现象,但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把控辩双方当成一对平等的主体,他躲着律师,他不敢见,导致什么呢?我们表面上开会谈到这个律师、法官的关系,这个限制那个又限制,这个限制把本来正常的关系扭曲了,变成了暗中勾结,把正常问题非正常了。我有很多学生从事法官,甚至是院长、厅长,平常还不错,在法庭上有第三者,你冷若冰霜,之后又跟我表示歉意,下次来了之后请我吃饭。有必要这样吗?我们把它扭曲了,人为的扭曲了,为什么还是对于司法活动内在的规律没有搞清楚,我们一种颇有的认识,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加拿大考察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问一个加拿大大法官一个问题,我说在中国,我们的法院是分庭的,我们的法官是有专业的,像律师一样,可是你们的法官没有分庭,9位大法官在审理重大案件的时候,同时出庭,都有平等的表决权,我这个问题有一点唐突,我的意思是水平不够,因为你各有专长,我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这位大法官说,你问得很对,我们不是全才,比如他是搞刑事的,他是搞其他的,他是民法的专家,我们都不是专长,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有律师,我们依靠的是律师,在一些重大案件当中,每一位律师他都是专家,他可以很充分的、深刻的表达与论证他的观点,我们法官的职责就是分析判断律师的论证,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到公正的判断。我很受启发,我问的是控诉方的问题,我得到的回答很受我启发,他这个回答吹捧反映法官和律师正泰的关系,律师和法官的朋友,是法官的助手,法官离不开律师,只有他分析律师有利的辩护,他才能做判断,我说一个好的判决书上,有律师的一份功劳,可是我们的法官往往不希望这样的助手,甚至是排斥这样的朋友,正常吗?也不正常。时间关系,我不多举例子。

我根大家所表达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律师面临这么多的困境,我们面临这么多的困惑和不理解,我们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争取我们自身的权力,但是正像律师法的突破一样,律师法的突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律师不能单靠自己来取得这个权力,我们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如何取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呢?我想我们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我们从揭示、研究、分析和运用司法活动规律的角度来深刻的论证司法规律是什么,律师辩护代理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如何从这个规律对这个规律的解释和研究出发,向全社会来论证和宣传这种规律之间内在的联系,让大家真正的理解到律师究竟是做什么的,他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控辩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把我们的司法环境推向一个新的、得到改善的阶段。否则,我们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广东律师都知道的马克东案,多大的悲哀,马克东这个人我同来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对这个案件我格外的关注,当时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亲自组织了第三次的专家论证会,专家意见就是披露,专家意见是我亲自起草的,因为这个问题很明显,马克东有问题,有错误,私自收费是有问题,但是他的性质是不一样,只要他是真实的律师身份,他不管以什么方式,提供了一点点律师的,以律师这种职业所能提供的服务,他就不可能诈骗。如果把律师收费也可以当成诈骗处理,那360行有过失而不及,如果我们律师头上有悬着一把剑,怎么能够放得下心。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到处呼吁,我亲自找了最高法院的两位以上的主管院长,我亲自给他们递了材料,我给律师协会讲了律师,对全国律协的名义也发了材料,但是还没有解决,我知道其中一个问题,有一个媒体发表了一个报道,标题是《马克东收费100万还不是诈骗》。这个标题很有误导作用,老百姓不了解,一看收了100万不是诈骗,那什么才是诈骗?

所以很多都是误导性的问题,这个又涉及到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案件,全社会各阶层缺乏对律师的理解,原来我强调,要研究律师是一个什么东西,律师的职责定位,现在随着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我觉得有提高,我觉得从深层次上,从解释研究分析律师发展的角度,来改善我们律师的环境,可能会更上升一个层次。我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做出更深的研究,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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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最具争议的律师——田文昌
  1947年出生,吉林人。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法学硕士。1983年至199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95年创办京都律师事务所。

刑辩故事

  行者无疆,律师田文昌一直行走在路上,无论路途有多艰难,周围有多少荆棘,他总是说“路在脚下,目标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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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都所,人们还习惯地称他为田老师。他的助手戏称“田老师不务正业,整天参加各种研讨会,立法咨询会和到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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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了杨斌案之后,田文昌就搬到了外面的酒店里,且“一两天换一个酒店”,以避开“上百个中外记者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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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正义。”这句话成了田文昌的标签,与他代理的案件一样引发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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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他曾被列为“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之首,如今另外三位都已经犯事进去了,惟独他至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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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昌:刘涌改判有没有其他的背景,这并不是我作为辩护律师所要了解的问题,我只是依照法律履行一个律师的辩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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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风采

传媒报道

刑辩案例

“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