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张弋
考古中国微信公众号截图
2月17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刊登《夏文化|李维明：二里头遗址祭祀陶文初识》一文引发了人们关注。众所周知，商代的甲骨文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此文一出，网友议论纷纷，“夏代就有文字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否要被改写？”
没想到过了短短不到一天，事情变发生了翻转。2月18日，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迅速发文，“陶片上的符号是工作人员留下的记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李维明的文章介绍，2000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Ⅲ区二里头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一块不规则形残陶片（2000ⅢT4⑩：40），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物。
文章截图
李维明在文中写到，这块陶片表面存有多个字痕，对于探寻二里头文化文字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表面显示字痕似不少于4个字，并认为，这四个字分别是带有围垣的“土”（社）、“六”“蛇（龙）”和“告”。
他认为，陶文简要记述地点、用牲、数量、祭祀等叙事内容。从而证明二里头文化有记事文字，按照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说，夏文化有文字的学术判断因此得以证实，并确认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据澎湃新闻2017年6月22日刊登的《口述丨国博研究馆员李维明：跟邹衡先生学习考古》中介绍，李维明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历史学博士，是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弟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有《豫南及邻境地区青铜文化》《郑州青铜文化研究》《文物中国史》等著作。
李维明（资料图）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2月18日，二里头工作队在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刊发《关于二里头遗址2000ⅢT4⑩：40陶片标本的情况说明》，对李维明指出的陶片进行了实物核对并作出认定，此陶片上所谓“字痕”，系整理过程中记号笔的笔道和原器表裂痕等。“我们早年整理资料过程中用记号笔划线，确有不规范之处，对大家使用资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误导，在此深表歉意，将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规范。”二里头工作队表示。
随后，大河报记者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求证此事，他告诉记者，确有其事。
在微博，百家讲坛主讲人、作家、学者@张宏杰对此事进行关注，“国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李维明先生惊喜地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片上有几个字，并成功进行了释读，结论是二里头已经出现文字，这是夏朝存在的重大证据。但二里头考古队迅速发文，认为所谓字迹是陶片出土时我们修补文物时随手做的记号，否则那么明显的笔道，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认为哪方观点正确？”
知名历史博主@青年考古學生认为，二里头工作队有失误把这个直接放到了报告彩版，李老师没沟通好就直接写文章，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误会。
网友对此事也是议论纷纷，网友@陇右花虎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就一通研究，属行为艺术；@怎么都不用真名儿啊说，为断代工程操之过急，为补齐五千年用力过猛，一颗红心情有可原；@东哥乱弹则认为，做学问最怕的是先笃定一个结论，然后尽力证明它是对的。这样做学问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排除掉不利于该结论的证据，甚至将不相关的东西误读为有利的证据。
一位考古业内人士告诉大河报记者，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是陶器上有很重要的符号，在考古报告一定会指出。考古报告中对器物的描述，除了陶质陶色、形态特征之外，上面有任何特殊痕迹都会介绍。早年在陶器整理修复时经常会做各种标记，所以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不能算是失误。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误会，李老先生执着于符号和文字，这次有点大意了。这次二里头赶紧出来澄清，是为了避免被进一步解读造成更大误会，也是对老先生的尊重。”他说。
选自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
那么，夏代是否有文字出现？
赵海涛告诉大河报记者，他们在二里头出土的部分陶器口沿内壁上发现有刻画符号，有些应当起着标记的作用，如在公共场合使用时便于相互区分，有一些则很可能是早期的文字，用来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器具及自然现象。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进而释读出一些象形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先生曾在2004年《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中认为，二里头陶文是夏代文字，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也有复合的会意字。然而，陶器上的文字多数情况下是单个存在，很少成文，难以作为真正的文字史料。只是从字形上来看，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