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代京杭大运河山东境内会通河的开通，临清这个地方成了运河漕运路线上的重要商贸城市，人口达到百万之多。这里不仅是与当时的苏州齐名的商贸城市，也是重要的桑蚕和丝绸生产重地和重要的棉花产区。宋元时期，战乱给南方的哈达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于是后来便转移到临清。临清哈达，是鲁绣的一个品种，是一种净底或织有宗教图案的丝织品，它以优秀的品质获得藏、蒙等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的信赖。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写作《中国史纲要》时，经过详细考察，得出了“临清哈达始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的结论，特别写到当时在中国哈达的两个生产基地———临清与成都。明代早期临清哈达业分为丝店、机房和浆房三部分。清代极盛时，临清县机房七百余处，浆房七八处，收庄十多家，织工五千余人，成为当时“日进斗金”的三大手工业之一，曾有“一张机子一顷地”之说。哈达沿丝绸之路销往青海、甘肃、西藏、新疆、内蒙古和东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量通过茶马古道的运输，进入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区。
临清哈达是一种工艺水平很高的丝织品，分为丈哈达、官佛像、字佛像、红净花绢、红尺三斗、八宝花绢、江本等23种，上面绣着表示宗教信仰的图案和文字，如莲花、宝盖、金轮、吉祥结等八宝纹样，在外面有一层经丝，可以使花纹耐久、背影明显。哈达的技术要求很高，一尺宽、一丈长的幅面，看上去非常美观大方，庄重漂亮，但在高明的师傅手里，只用一两丝线就可以织成。临清哈达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的《临清直隶州志》，介绍了临清哈达，并把其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哈达是官佛像、佛字文帕，用来敬献高僧大德和领袖、祖先；中等哈达用来敬献亲戚朋友，其中红尺三斗是作为结婚赠礼之用，江本哈达供作丧乱之用；等级较差的哈达是粉绢，多用于日常生活中左邻右舍的你来我往，有的还将其对折裁成对方，用于邻人相互之间的借贷来往，借东西时先送一方哈达给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藏族、蒙古族等把哈达看得很重，是一种高尚的礼品，对哈达充满敬意。
在临清的日子里，我拜访了临清哈达传人许贵华先生。当他把自家众多的哈达产品和哈达制作工具及哈达图案展现到面前时，我简直惊呆了。这可是从康熙年间一直到1985年之前所生产的哈达样品的大集成啊！既有薄如蝉翼、柔似流水的康熙年间的官样哈达，也有明清时期达赖、班禅专用的哈达，在时间上最与我们接近的，当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上个世纪80年代用过的“浪尊哈达”。说起这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与哈达的故事，许先生的话匣子真是滔滔不绝。
据许贵华的爷爷许殿扬先生回忆，他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许连忠做哈达。到后来，许殿扬又让儿子许广文跟他学做哈达。几经磨难，许殿扬的哈达成为临清哈达中质量最好的，他的儿子许广文也成了制作哈达的高手。新中国成立后，许殿扬按照民族宗教部门的要求，继续从事哈达制作，成为临清哈达这一领域最优秀的传人。1957年，赴京参加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回到临清后，许先生觉得把哈达制作的技艺传承下去，不仅是对信仰藏传佛教群众风俗习惯的尊重，也是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个缩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在担任临清市丝织社社长期间，重点培养了技术厂长杨沛泽等一批骨干。1985年，杨沛泽代表临清哈达厂赴京拜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并同他合影留念，还商定了为班禅大师指定专用的“浪尊”牌哈达的相关事项。
许贵华先生搜集了大量实物和文献资料，目前正在筹备建设临清哈达博物馆。如1957年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编辑的《巧夺天工》一书，这本集子，将出席1957年全国轻工业系统各路中国工匠，在各条战线上的创造发明和独有的技能经验介绍汇集在一起，是我国轻工业战线在建国初期大国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许殿扬作为临清哈达艺人被选为全国轻工系统美术艺人的代表，赴京参加此次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而且做了《深受蒙藏人民欢迎的临清哈达》的专题发言。从他的发言中，我才知道，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敬献的哈达就是临清生产的。
如果不是见到许贵华先生珍藏的那些堪称文物的哈达和图案，也不会相信700年之前的山东临清，居然通过哈达与西藏等地区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临清哈达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工艺品，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一带一路”连接不同信仰、凝心聚力融合发展的有力佐证。（口述：王树理 整理：米广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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