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景气”成为战后第二长的经济景气期,但“无实感”成为其最大的特征,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依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张季风在文章中指出,截至目前,战后日本经历了完整的15次经济周期,正处于第16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

  始自2012年底的战后第16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截至2018年3月已经持续了60多个月,成为战后日本第二长的经济景气。这轮长期景气恰好与“安倍经济学”出台和实施的时间相重合,因此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在这一经济扩张期,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有所上升,例如股市持续上升,2018年1月,日经平均股指已达到23000点以上,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元对美元汇率结束升值局面并迅速贬值,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110日元左右;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明显下降,已降至2.9%,恢复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税收明显增加,也恢复到90年代初期的水平,职工工资有所上升,企业收益空前增加,设备投资也有所扩大。

  从上述指标来看,日本经济似乎十分繁荣。但日本民众对指数上的“繁荣”并不买账。据日本广播协会(NHK)舆论调查(2017年7月11日)的结果显示,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受访者只有9%,而没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受访者高达56%。“无实感”成为这次景气的最大特征。其实,这并不奇怪,此次景气虽然历时五年多,但年均GDP增长率过低,2013—2016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2.6%、-0.5%、1.2%、1.2%。如果2017年度达到1.6%,则五年平均为1.2%,不仅与“伊弉诺景气”的11.5%、“平成景气”的5.4%无法相比,即使与“小泉景气”的2%相比,也只有其一半左右。

  除了经济增长率偏低外,消费一直低迷也是日本民众对所谓长期景气没有“实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14年至2017年二人以上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2.9%、-2.3%、-1.7%和-0.3%,连续四年为负增长。消费低迷的直接原因在于工资上涨幅度低,而且增加的部分多为临时性工资,基础工资几乎没有变动,收入增加有限,加之对工资上涨的预期低迷,老百姓自然不敢大胆消费。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政府长期债务负担巨大,迟早有一天会通过增税转嫁给国民,加上社会保障岌岌可危,日本民众对未来养老以及老后生活等都十分担忧。这些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后顾之忧不去,消费者就只能捂紧钱袋,不敢消费。

  与消费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2016年比上年上涨了0.8个百分点,达到25.8%,连续四年正增长,也是自1987年以来30年间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工资的1/4以上要用于食品消费,国民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食品以外的生活费减少,将导致节约心理增强,消费会进一步减少。战后日本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从开始此项统计的1970年的34%降至2005年的22.9%,但是安倍重新上台后这个指标连续四年上升,可见“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让日本民众得到实惠。

  另外,对于安倍一再标榜的失业率降低和就业扩大等“成就”也应当做全面分析。先看失业率下降问题。其实,失业率的下降更多是得益于日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据内阁府统计,日本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从2010年的7100万人减少至2014年的6834万人,减少了3.7%。在每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即GDP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人口减少,失业率自然也会下降。况且,目前日本经济的主要难题,与其说是解决就业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人手不足已开始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今后这一问题还会越来越严峻。据内阁府的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至5950万人,到2060年会进一步减少至3848万人。

  再看扩大就业问题。从总体看,就业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非正式就业人员。非正式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从1990年的20%扩大到2017年的近40%,目前,非正式就业人员总数已超过2000万人,创下了日本就业史上的最高纪录。非就业人员的工资仅为正式就业人员的70%左右,女性临时工的工资还会更低。结果导致,虽然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社会总收入并没有增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百姓没有获得“实感”了。非正式就业的扩大使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可以更低的成本雇用所需要的工人,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广大的一线工人却减少了应得的收入。雇用大量的非正式就业人员实际上是采取工作分摊制,让一个人的工作量由多人来做,事实上日本出现了一种“虽然劳动力总体减少但隐蔽失业却大幅增加”的奇特现象,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扩大,这足以证明“安倍经济学”成绩单当中的“就业扩大”的水分还很大。

  而且,本次长期景气,虽然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景气”,但并不全是“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其中世界经济的回暖、中国经济的拉动以及经济周期的作用恐怕更大。当然“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起了一定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这一“无实感”的长期景气,日本政府付出了极高代价。如前所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反危机工具,而“安倍经济学”的旧“三支箭”已经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几乎用至穷尽。从货币政策看,量化质化宽松(QQE)、负利率、长短利率控制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已延续五年之久,至今也看不到何时才能实施退出机制。截至2017年6月,日本银行购入的国债已达国债总额的40%,同年9月基础货币发行额已达474.7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超过8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平均为20%左右,日本的财政危机金融化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从财政政策来看,2013年以来,新增国债每年照发,补充预算即追加财政投入从来没有间断过,累计高达30万亿日元。政府长期债务有增无减,“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目标即在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平衡盈余根本无望,据内阁府最新的测算,即便是在改革成功的条件下,到2020年日本的基础财政收支仍存在10.8万亿日元的缺口,与GDP之比为-1.8%。“安倍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三年内实现通胀率2%至今也未实现。2017年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仅为0.5%,距离2%的目标还很远,日本要摆脱通缩困境遥遥无期。综上可以认为,与巨大的政策代价与风险相比,“安倍经济学”所取得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

  “安倍经济学景气”还能持续多久,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大背景下,再加上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将发挥的刺激作用,“安倍经济学景气”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据《每日新闻》对121家日本主要企业的问卷调查,有75%的受访企业认为“安倍经济学景气”可能持续到再次提高消费税率的2019年10月前后,这样就有可能超过“小泉景气”(73个月)成为战后最长的景气扩张期。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率偏低、工资上涨难行,“无实感”的特征不会消失。而且,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国内需求难以扩大,经济运行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还比较大,许多主要指标虽有好转但并不稳定,特别是日本股市受美国股市的影响比较大,2月中旬以后日经平均股指回落至21098点,而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至1美元兑105日元,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并未进入自律性复苏的轨道,其主要基调仍然处于长期低迷和慢性衰退周期之中。财政的高杠杆、通缩、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年轻人不求上进,“无欲社会”现象突出,“日本病综合征”亦即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越来越明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