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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抗日名将 78岁的杭州奶奶获邀到天安门看阅兵

发布时间: 2015-08-20 07:03:09  |  来源: 浙江在线  |  作者: 李攀  |  责任编辑:

  浙江在线08月20日讯(今日早报记者 李攀)今天,78岁的高碧英将在孙子的陪同下,乘列车前往北京。9月3日那天,她将作为抗战烈士遗属代表站上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式。

  这位在战火中出生的老人,是抗日名将高致嵩的女儿。

  高致嵩,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264旅旅长。1937年,南京大屠杀前一日,高致嵩率部队在雨花台激战日寇,与敌人同归于尽。国民政府追晋其为陆军中将。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此次参加阅兵礼,高碧英是我省唯一受邀的抗战烈士遗属。

  父亲不愿被俘,和敌人同归于尽

  高碧英目前定居在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街道绿茗社区。

  这两天,老人家里来了很多客人。部队专门派人来为老人准备参加阅兵礼的服装;江干区民政局和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也派了代表看望慰问;此外,还有各家媒体的访问。

  “如果父亲还活着,这些荣耀应该属于他。”高碧英总是这么对来客说。

  高碧英的父亲高致嵩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和大多数烈士家属一样,她的记忆里有关父亲的印象少之又少,“父亲牺牲时,我刚满7个月,还是个婴儿。”

  从母亲、亲友们的点滴述说里和有关的历史资料中,高碧英在脑海中勾勒出了父亲的形象——

  父亲的祖籍在广西岑溪县,从小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曾经留校教书,但那时国家正逢危难,后来父亲决定投笔从戎。

  父亲从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后来任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中校参谋,师长是俞济时。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随军开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奉命担任江湾北端至庙行、蕴藻滨一线的防御。父亲冒着弹雨,身先士卒,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之后腿部中弹受伤,被迫退下火线。

  因屡建战功,父亲后来任浙江保安团团长,把家安在了杭州。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父亲率保安团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

  8月14日,二六四旅在闸北持志大学、五州公墓等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日军凭借房屋和工事顽抗,旅长黄梅兴不幸中炮牺牲,父亲随即升任为二六四旅少将旅长。

  1937年12月,父亲参加南京保卫战,率二六四旅坚守雨花台阵地。12月初,日军猛攻光华门、中华门及雨花台各要点,父亲率兵坚守雨花台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南京保卫战打得异常激烈,子弹打光了,父亲就带领战士们拼刺刀。日本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眼看阵地守不住了,父亲不愿被俘,将仅有的几枚手榴弹困在一起,和敌人同归于尽……

  12月12日,高致嵩和全旅官兵数千人壮烈殉国。第二天,日寇在南京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寇铁蹄步步逼近,孤儿寡母一路逃往大后方

  南京沦陷后,杭州城眼看着也要渐入敌手。

  “还没等到父亲的消息,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路往大后方逃亡。”高碧英说。

  高家三口先是辗转到了云南,经过昆明、建水,后来到了贵州遵义。

  “在昆明的时候,哥哥染上了疟疾,吃了一种叫‘奎宁’的药,结果一只耳朵聋了,到现在也没能治愈。”她说。

  “抵达遵义时,舅舅来看我们,他让我和哥哥出去,单独和母亲说了很多话,然后母亲就哭了,第二天母亲独自在家里烧了很多纸钱。”高碧英说,虽然那时自己还很小,不知道什么是“牺牲”、“为国捐躯”,只是隐约地感觉到父亲没有了。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甚至没有留给孤儿寡母太多的时间去伤感和追思。母亲带着他们继续往大后方——重庆撤退。

  “我年纪小,走不动路,母亲和别人拼了一辆板车,车上放行李,我坐在车上,哥哥和母亲一起推车。”高碧英说。

  从贵州到重庆的“黔川线”,山路崎岖,高山险峻,一家人历经艰难。

  “逃难的人都想赶紧到大后方,为了不拖累队伍,前方的人一刻也不敢放慢脚步。”高碧英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处山间小道上,她亲眼看见一辆板车上的孩子,因为车速快,不小心坠下悬崖。

  “七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想忘都忘不掉。”高碧英说。

  在战争年代,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无一例外。所幸,命运对这一家三口还算“照顾”——历经艰辛,他们终于抵达重庆。高碧英记得在登上朝天门码头那一刻,所有人都累得摊倒在一级级的台阶上,尽管此时,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上空。

  由于舟车劳顿,初到重庆,除了高碧英,母亲和哥哥都生了一场大病。“母亲脖子上一个淋巴结肿成了鸡蛋大小,非常痛苦。当时重庆医疗条件有限,她找了当地一个土郎中,对方说要用刀切开,但不保证可以治愈,而且有危险。”高碧英说,手术前,母亲和一个老乡说,如果出了意外,两个孩子就交给她代为抚养,“其实这相当于托孤。”

  “那一刀下去,血肉模糊……”高碧英双眼通红,转过头,不愿再去回想。

  “我是在抗战爆发那年出生的,完完整整经历了最艰苦的8年,和我们有着类似遭遇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的罪孽。”高碧英说。

  颠沛流离之后

  更感和平的珍贵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高碧英过上了一段难得的稳定生活。

  “母亲在工厂里纺纱,我上小学。哥哥后来被送到南京念‘抗战遗族学校’,那里专门接收烈士子女就读。”高碧英说。

  1947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遗族学校迁往台湾,“在那以后,我就与哥哥分开了。”

  解放后,高碧英跟随母亲、表姐辗转从扬州回到了杭州。她在杭州联合中学(现杭州第六中学)念书;1963年,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学院,此后被调回杭州工作。

  1983年,高碧英终于联系上了哥哥,“哥哥还活着,还成了科学家,母亲喜极而泣。”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去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体名录,纪念碑也被立在了广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园中。

  1992年,高碧英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哥哥,百感交集。

  “现在,哥哥每年都会来杭州。”得知自己要去北京参加阅兵式,高碧英还特地给哥哥打去电话,他很高兴。

  颠沛流离之后,两位老人更感和平的珍贵。

  年轻人应牢记“抗战精神”

  在高碧英的家中,目前保留有关父亲高致嵩的物件只有两样。

  一个是高致嵩身着戎装的黑白照片,这是她从一位亲友手中辗转得到的,上面写有一对联文:“抗日捐躯保卫京畿,国家褒扬荣及子孙。”

  还有一个,是一枚淞沪会战的铜质奖章。七十多年过去了,奖章上斑斑驳驳。

  此次去北京前,高碧英特地将这两个物件从箱底取出,细细擦拭。

  “父亲的遗骸虽然找不到了,但这枚奖章代表着他的精神,代表‘拼搏、奉献、团结、自强’的抗战的精神。”高碧英说。

  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无法直接体会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忘却历史。”此次去北京,高碧英特地让27岁的孙子一起陪同,“对他来说,这应当是一次无比珍贵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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