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在中国的斯洛伐克妹子在过去三年，人类一直与新冠肺炎病毒进行着斗争。
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曾尝试过某种形式的封锁，通过管控人的流动来抑制病毒的传播。但西方人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并不断抱怨、抗议任何他们认为正在影响个人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新冠防控措施。于是，他们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换来了现在的生活。综合种种考虑，西方政府把走出疫情的希望建筑在疫苗接种上，他们早早宣布不会与新冠病毒作战，而是选择与之共存。
就在最近，中国也决定调整过去三年来一直坚持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在形成高传染性的同时不那么致命了。
鉴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这一决策引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
新冠感染成为了“乙类乙管”传染病
与病毒共存的生活
当新冠肺炎病毒于2020年首次在欧洲传播时，唯一能描述它的词就是“末日降临”：医院里挤满了生病和奄奄一息的人，医护人员疲惫地应付着医疗挤兑的局面，政府无助地试图阻止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人们大量囤积各种食品和药品以求自救……
当这个世界正在与新冠病毒交战并节节败退的时刻，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与外界的交通和流动，以此保护中国人民，挽救他们的生命。那时正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至暗时刻。我记得在欧洲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爆发期时，我和妈妈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她很高兴我在中国，因为这里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安全的地方。
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变，欧洲人对它的看法也在逐渐转变。一年前，奥密克戎变种在欧洲肆虐，情况就像它现在在中国蔓延一样紧急。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诸如“欧洲半数地区将在数周内感染奥密克戎”之类的标题。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奥密克戎导致严重健康问题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这似乎预示着人类与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将成为某种新常态：新冠肺炎病毒不会消失，人们必须习惯它，因为别无他法。
于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决定废除所有针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让时钟倒回前疫情时代。很快，疫情幸存者的生活确实回归平常。而欧洲著名的文化活动——威尼斯狂欢节、慕尼黑十月狂欢节、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也悉数回归。
威尼斯狂欢节
欧洲这样对待奥密克戎，有4个主要原因：
奥密克戎被证明不那么危险；
人们受到群体免疫的保护（当然，这建立在大量人口染病的代价之上）；
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
人们不再愿意接受严格的限制，并要求政府取消这些限制。
我的家人成功抵御了席卷欧洲的所有新冠肺炎病毒的侵袭，对此我们深感庆幸。
我没那么幸运。我住在杭州，在最近所有限制措施解除后，我看着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感染，直到轮到我。一周前我得了新冠肺炎，经历了发高烧、头痛、喉咙痛的窘境，不过今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的朋友也被感染了，但他们现在都很好，而且都恢复了工作，没有任何健康问题。我认为中国等到现在才放松管控是正确的，因为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不像两年前那么危险，大多数感染后的人在家里恢复得相对较快。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到的身边的情况。
居民排队做核酸的场景 新华社发（储焱摄）
谁在全球散播恐慌？
尽管欧洲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与新冠肺炎一起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它已经消失了。只是人们意识到，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无论政府实施多少次封锁，个人接种多少次疫苗都无法根除新冠肺炎，所以他们必须学会忍受它。
那么，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的欧洲人对中国选择逐步“放开”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当中国仍然坚持用动态清零的方式保护民众的时候，大多数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很可怜。因为人们并不确切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只是从西方媒体那里得到信息。而西方媒体往往以黑化和片面的视角描述中国的“可怕”，对待中国的防疫政策时，他们显然不会忘记这套模式。
在西方媒体笔下，所有中国人都被关在家里，他们没有食物或医疗帮助，尽管他们很想出门，但根本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家，只能慢慢忍受着饥饿和病痛……我在中国已经4年了，我知道这不是事实，但大多数欧洲人从未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住在这里的人，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在过去三年过着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过去的一年里，每次我和家人聊天时，他们都会问我，是否可以离开家，是否可以在中国的商店购买到食物。如果我妈妈给我打电话时，我不接电话，她就会开始害怕，并发短信问我是否被关在隔离区……
事实上，我从未遇到过任何麻烦，我从未被隔离，也从未遇到过买不到东西的麻烦。对我来说，我在中国的新冠记忆可能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充满了核酸检测和扫描场所码，但总体上是平和、安全的。
现在，当有消息称中国正在取消大部分抗疫限制并尝试逐步“放开”时，多数欧洲人感慨：“终于！中国人重获自由了！”
但西方媒体显然不会放过炒作这个新闻的机会。他们不再“敦促”中国停止防疫，而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放开”。他们话锋一转，开始撰写所谓的新闻和评论告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说：“中国游客会来到你的国家，用新的致命新冠病毒感染你！”
这就是全球恐慌开始的时候。
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担忧地看着中国，他们害怕中国“培养”出现新的病毒变种，并将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于是，他们一度表态要限制中国游客，并对入境及过境的中国人进行核酸检测和病毒测序。
12月28日，意大利对两架载有中国游客的航班进行了核酸检测。他们发现来自中国的旅客有半数是新冠阳性后，很快宣布对所有途径中国的旅客进行强制性核酸检测以及病毒测序。意大利还呼吁欧盟做同样的事情。然而，在这一点上，只有一些欧洲国家跟进了同样的步骤。到目前为止，欧盟好像正试图保持“矛盾的理性”，一方面他们表示奥密克戎已经存在于欧洲，因此针对中国旅客进行新冠检测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又在提着针对中国人的某些“强烈建议”。
不过，多数欧洲人却希望中国游客接受检测，甚至不被允许来欧洲。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你想象的不同。
明明习惯了和病毒共存，欧洲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人？
正如我上文所说，大多数欧洲人不再恐惧新冠病毒，很多人都接种了疫苗，而且经过群体免疫，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与病毒共存的生活。然而，欧洲人害怕的是如果出现新的变异病毒，政府又将针对病毒传播进行封锁，那么丧失自由的日子将再度降临。
西方媒体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们宣称新冠病毒正在中国变异，很快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高危毒株。欧洲人被这套说辞吓坏了。
可以说，针对中国的恐慌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媒体的灾难性报道挑起的。这些报道今天正在推动西方政府限制中国游客（尽管目前人数不多，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其实都留在中国），并且正在让西方普通民众同意这些限制，以避免再次遭受病毒的冲击。
尽管许多医学专家公开表示，中国出现高危新毒株的可能性很小，但西方媒体不太会理会这些言论。不去描摹“恐怖的中国”，不去制造针对中国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他们不就无利可图了吗？所以，他们继续报道着中国调整防疫政策后疫情失控的情况，并用毫无根据的报告吓唬整个世界。
有一句话最近被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频繁转引：“现在中国的新冠疫情超级糟糕！”（“covid outbreak in China is thermonuclear bad!”）这句话引用自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家、健康经济学家丁亮（Eric Feigl-Ding）。
在中国改变防疫政策之后，我在很多文章中都看到了这句话。但我认为“超级糟糕”（thermonuclear bad）一词更适合从字面上描述奥密克戎出现前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我认为现在中国筹谋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这里的情况并不见得比过去欧洲、美国或印度放开时来得更加糟糕。
今天，许多国家已经做出表态，认为没有理由限制中国游客或要求他们接受强制的检测，因为奥密克戎早已传遍世界，封锁中国人不是抗击新冠病毒的科学方法。如果有人想保持安全，那他们需要做的是接种疫苗、外出时戴口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而不是采取针对中国进行边境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