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1世纪以来,总体健康发展的中日关系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创新公共外交过程当中,先后由中国日报社和中国外文局与日本非政府组织“言论NPO”联合举办的二轨综合对话平台“北京—东京论坛”横空出世,17年来从未间断地举办,汇聚两国各重要领域的政要精英、智库学者、商界精英及一线有识之士,坦诚对话,深入沟通,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积极建言献策,逐渐发展成为中日两国间影响力最大的公共外交平台之一。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历经中国日报社和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主要时期,累计参加了其中14次论坛并具体负责了其中12次论坛的运筹,是对论坛全貌最为知情并最有发言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前夕,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王众一独家专访了高岸明副局长。让我们一起倾听他讲述“北京—东京论坛”的前世今生、办会过程的艰苦卓绝、论坛当中的感人故事以及讲述者本人的心路历程。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右)就“北京—东京论坛”发展与中日关系,接受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总编辑王众一专访。

Q1

公共外交这个概念在21世纪初的中国是个“新生事物”,中日之间在当时还未有过真正意义的二轨综合交流平台。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催生了这个全新的论坛呢?

高岸明:中日关系是两国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都是大国,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二、第三,维护发展好双边关系不仅对各自国家发展与两国人民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对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邦交关系正常化50年来,尽管双边关系总体稳定,但时常经历起伏波折,面临冲击挑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不久两国关系波动频仍,分歧、误解乃至风险性因素增多。如何促进两国各层面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增进理解互信,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奠定民意基础,是双边关系中重要的课题,客观上要求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交流沟通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和为实现如此目标,2005年,在中日关系面临低谷之时,在国务院新闻办和时任主任赵启正先生的支持、指导下,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北京—东京论坛”。自2015年开始,论坛的中方主办方变更为中国外文局。

赵启正部长在论坛现场同论坛主办方交流。

赵启正认为,不同于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中日关系更像是盆景,非常容易受到干扰,需要多加关照。”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有了对日加大公共外交力度的设想。经一位旅日学者介绍,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找到了中国日报社,也拜会了赵启正主任,表明他希望与中方机构合办论坛推进中日深度交流的想法。启正主任认为这正是一个推进对日公共外交的突破点,因而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对论坛的启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Q2

看来称启正部长是论坛的创办人可谓当之无愧。那么论坛启动之后怎样继续得到各级领导的有力支持而坚持下来的呢?多年未中断的探索是否达成了二轨公共外交平台设想的初衷?

高岸明:是的。启正部长不仅无愧于论坛创办人的称号,而且后来始终都是论坛最重要的嘉宾之一,他一直关心并指导着论坛的发展,每年都出席论坛并参与其中的重要活动。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论坛上发表致辞。

我是从2007年开始参与论坛的组织筹办工作的。其实在起步之初,对论坛并没有成熟的长远规划,只是认识到举办这样一个综合性论坛十分必要,但论坛双方主办者的倾力投入和精诚合作,以及参会嘉宾的热情、坦诚一直推动论坛一届届办了下来。2015年,为了论坛进一步发展,经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的协调指导,中方主办方的接力棒传到了日文人力资源更加雄厚的中国外文局手中。时任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欣然受命,从他开始,在随后历任局长的精心组织下,论坛一路发展至今。

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论NPO签署从第11届起共同主办“北京—东京论坛”的协议。

17年来,即使中日关系经历风雨和挫折论坛也从未间断。而同一时期国内其他一些双边对话活动因各种原因未能持续坚持下来,从这方面看也体现出“北京—东京论坛”的韧性和生命力。

梳理“北京—东京论坛”的发展历程,我认为中日双方团队对中日关系始终胸怀使命与情怀,这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直参与其中并持之以恒。通过双方长期不懈的推动,“北京—东京论坛”逐步成长为中日之间规模最大、层次最高、领域最广、讨论最为深入、影响力最大的公共外交平台之一。

Q3

“北京—东京论坛”几乎完整地见证、守望了新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在中日关系受百年变局深刻影响,表现出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论坛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独特作用?

高岸明:“北京—东京论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品牌逐渐提升,在中日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从2005年他担任驻日大使期间举办的第一届论坛开始,就对论坛的发展始终给予关心和支持,过去的几届他都出席并发表演讲。在过去17次论坛中,历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都会参加并发表主旨演讲。每届中方参加论坛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就有十几位。日方同样也有众多高级别官员和重要议员出席。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其担任日本外相期间,也参加过“北京—东京论坛”并做演讲。大量中日两国政商学界的精英人士也在论坛上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这些都体现出“北京—东京论坛”这个交流平台的高等级、高规格与高水平。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论坛开幕式上作政府致辞。

2006年9月在东京举办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时,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突然决定参加论坛,并发表了一篇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演讲。几天之后,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成为新一任日本首相,并在2006年10月初实现了访华,推动当时处于“冰点”的中日关系出现转圜。回想起来,安倍当时就是借助“北京—东京论坛”来释放他的对华政策信息,论坛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先导作用。

“北京—东京论坛”中方指导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同日方指导委员会最高顾问、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亲切交谈。

Q4

看来“北京—东京论坛”这种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公共外交模式,往往能在两国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起到预警或缓冲的作用。

高岸明:没错。这也是“北京—东京论坛”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北京—东京论坛”同其他外交类别的论坛不同,它背后有两国政府的支持,但采取的是公共外交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双方高层次人员在这个相对灵活宽松的论坛上坦诚对话、深入沟通,为防范危机、解决问题充分交换思想。同时,双方各界精英人士的智慧也可作为论坛成果给两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参考。

img8

论坛每年除了常设的双边政治与外交、经贸、安全、媒体分论坛外,还会根据中日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增设诸如“抗疫合作”“科技创新”及“数字经济合作”等特别分论坛,供双方嘉宾建言献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论坛开创性地采取设立北京、东京分会场,通过线上线下交流的方式,保障论坛顺利举办。

此外,二轨外交还避免了政府间外交相对刻板、保守与纯粹民间外交缺乏高度、不够稳定的问题。“北京—东京论坛”多年来坚持的二轨外交模式得到了双方政府的认可,这正是论坛的独特作用与成功之处。

Q5

在中日关系起起伏伏的浪潮中,“北京—东京论坛”能够连续17年成功举办,实属不易。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往事,能让我们感受到论坛的活力与魅力?

高岸明:在论坛迄今17年的历程中,的确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2009年,我们在大连举办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这是17次论坛中唯一一次北京或东京之外的城市举办。记得在欢迎晚宴即将举行的当天,北京突然下起了雪,首都机场陷入瘫痪,几乎所有航班停飞。日方嘉宾是从日本直飞大连,因此没有受到影响。而中方几乎所有嘉宾都被困在首都机场。我们非常着急,想尽办法联系首都机场,联系华北空管局,甚至电话都打到了机场的塔台。直到当天下午五点多,机场才安排航班起飞。在第一架腾空而起的客机上,就坐着中方参会的三四十位嘉宾。晚上七点多钟,他们终于抵达大连的会场,参加欢迎晚宴,论坛也得以顺利举办。更惊险的是,我们聘请的同传是从北京自驾出发,经过一整夜顶风冒雪的奔波,在次日凌晨五点左右才赶到大连,确保了论坛同传工作的顺利进行。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在2019年举办的第十五届“北京—东京论坛”上,赵启正先生邀请中国画家,以成语典故“吴越同舟”为主题绘就丹青,送给出席论坛的日本友人,以此表达中日双方应当同舟共济维护双边关系稳定、携手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这一幕成为一段不断被人提及的中日友好交流佳话。

赵启正部长在论坛上向日方嘉宾赠送国画《吴越同舟》。

作为论坛的组织者,这些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往事,让我至今想起仍旧感慨万千。

Q6

我记得,同样是在第十五届论坛上,日本钢琴演奏家濑田裕子现场弹奏《黄河》的那一幕,也让人记忆犹新。

高岸明:是的。那届论坛,我们邀请到中国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的遗孀濑田裕子女士在现场演奏钢琴。濑田女士不仅用精湛的技艺、优美的旋律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还通过讲述她所经历的中日之间动人的交往故事,深深感动了双方嘉宾,为那届论坛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

日本钢琴演奏家濑田裕子女士在论坛现场演奏钢琴曲。

这些故事充分体现出中日各界友好人士、有识之士坚守共同的初心,为推进论坛发展,为促进中日友好合作贡献着力量。这就是论坛能够持续举办的动力,也是论坛影响力得以提升的根源。可以说,十七年来论坛克服困难坚持举办的过程,也是同时期中日关系爬坡过坎、破浪前行的一个缩影。

双方嘉宾会场上热烈讨论,会场下热情交流。

Q7

每年论坛举办前夕,都会发布一个在中日两国开展的舆论调查结果。您认为,这份数据是否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民调结果的价值?

高岸明:作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5年首届论坛开始,双方主办方就各自安排专业的调查机构,就双方社会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在两国实施舆论调查。在中国实施舆论调查的是零点公司。调查问卷通常有五六十道题,多的时候有过七十道,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题目是延续性的。另外约四分之一的题目,是双方根据当时中日关系的一些热点问题,结合国际关系的一些新动向、新现象来设置的。每次在论坛举办前,双方都会同步公布舆论调查的结果。

论坛双方主办方共同发布中日民意调查结果。

17年积累下的调查数据对于研究中日关系,极具参考价值。它的完整性、系统性与连续性是反映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份定量分析,不仅对于两国制定外交政策是一个重要参考,对于双方开展各种形式的往来也是重要借鉴。同时,民调结果还被双方媒体广泛传播。每年民调中两国民众对于对方的好感度,往往会引发双方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民调结果总体来讲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反映了中日双方民众在不同时期对两国关系的看法。虽然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波动起伏的时期,一些数据也会随之波动,但无论中日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被调查者都一致认为,中日关系是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应当保持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双方民间往来对于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非常重要。

Q8

据我所知,每年论坛发表的双方共识也会参考这份民调数据。而共识作为论坛最重要的成果,它的达成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您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些其中的艰辛?

高岸明: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间既存在共同利益,经济高度互补,文化传统相近,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存在分歧,在一些领域、一定时段,分歧乃至对抗还很严重。论坛双方组织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直以来秉持坦诚对话、深入交流、求同存异、寻找共识的原则。每次论坛上,并不回避问题,而是采取建设性的原则,既阐述各自立场,也注意倾听对方意见,从中寻找共识,提出建议。

17届“北京—东京论坛”中,共发表了十余个共识,它们本身就是每届论坛的历史记录和成果汇集,既体现了双方嘉宾为推进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付出的努力,也记载下大家为实现这个目标贡献出的智慧。

双方嘉宾在论坛上努力贡献智慧、凝聚共识。

的确,每次共识的达成都是来之不易的。2013年,在日本购岛闹剧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反响的背景下,我们召开了第九届论坛。在论坛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多,我作为唯一一名中方代表,同日方五位高级别人士开始磋商次日即将发布的共识。我们探讨了很多话题,但主要聚焦于钓鱼岛问题,以及如何确保中日双方和平解决争端的问题上。

我同日方的会商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五点多,谈得很艰难,但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承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现实争议,共同呼吁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在日本官方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双方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实属不易,这也体现出双方为解决中日之间的棘手问题付出的艰辛努力。

其实,论坛每次形成共识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少则三四个小时,多则五六个小时,几乎次次都要“挑灯夜战”,才能得以解决。令人欣慰的是,双方最后基本上都能够达成共识。这说明在“北京—东京论坛”上,双方无论有什么样的分歧,都能够通过直面现实、坦诚沟通、深入交流、求同存异的方式,努力寻求共识。

论坛嘉宾认真阅读双方达成的共识。

Q9

第十八届“北京—东京论坛”将在今年年底举办,这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重头戏。您对今年论坛的讨论方向和取得的成果有何考虑与期待?

高岸明: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年的论坛我们要通过回顾初心、总结经验、直面现实、探索答案,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寻找良策。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出席第八届“北京—东京论坛”的中日嘉宾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签名祝福。

我们需要研究中日关系过去50年之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哪些教训需要吸取;哪些是对促进中日两国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最重要的共同点;哪些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需要两国求同存异,努力避免出现失控的风险因素。

所以,今年论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总结经验,面向未来。我希望双方嘉宾能够通过更加坦诚、深入的交流,在表明各自立场和态度的同时努力寻找到双方的共同点,为两国政府决策和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建言献策,为推进双方民间交往、促进民心相通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这不仅为了两国自身的发展和人民福祉,也是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挥相应作用,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我希望今年论坛的共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中日双方主办方通过线上形式,为今年即将举办的第18届“北京—东京论坛”展开高层磋商。

Q10

作为论坛中方主办方的组织者,您先后带领过中国日报社团队和中国外文局团队,但论坛日方主办方从未变过。在此,您如何评价您的日本合作伙伴?

高岸明:我想重点谈谈我的日本合作伙伴——论坛日方主办方日本言论NPO的代表工藤泰志先生。他是一位执着追求目标,不会忽略工作中任何细节的人。在与他合作之初,有人曾善意地提醒我,工藤先生个性突出,处好并不容易。的确,在双方合作中,我们有过因为工作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时候,也说过“狠话”。但是,当冷静下来后,我发现我们的分歧来自不同的认识,我们的争论为的是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时候,我们是在一起带领双方团队为解决问题群策群力,为办好论坛彼此配合。

17年来,我们从相互磨合、相互适应到相互协助、相互信赖,不仅工作上愈发默契,而且建立起了友谊。工藤先生与我形成了一个共识:只要我们秉持举办论坛的初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做好论坛各项工作。

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在论坛上发表感言。

同样,日方团队的核心成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等,为办好论坛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里,我想感谢以工藤、明石、宫本先生为代表的、认真细致对待每项工作的日本合作伙伴。“北京—东京论坛”能够持续举办,而且越办越好,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Q11

您几乎参与了“北京—东京论坛”迄今为止的整个历程。17年来,您从中有哪些收获和感想?

高岸明:“北京—东京论坛”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17届,我参加了其中14届,并12次具体承担论坛的组织工作。这份工作带给我许多感悟。

首先,我们一旦认准目标,就要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北京—东京论坛”的使命是促进中日交流合作、民心相通,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为论坛的主办方,我们以此为己任,担当作为,不管面对何种挑战都知难而上,与论坛各相关方一道,采取切实的措施去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其中,包括论坛双方指导机构领导的悉心关怀,两国参会嘉宾的大力协助,中日双方实施委员会各位专家的艰苦付出,以及两国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正是因为大家的担当作为与坚持不懈,论坛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第二,中日关系错综复杂,涉及两国的历史文化,双方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有时会很敏感。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去准确把握这些问题,进而采取妥当的针对性措施来推进相关工作。

第三,我们需要采用融通中外的工作方式,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遵守国际规则,采取灵活、务实、适用的方法,以效果为导向来推进工作。这样才能有助于双方建立起一个相互理解的良好合作关系。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在现场主持论坛。

我很高兴地看到,论坛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前进。我想,若干年之后,当我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我会因自己为推进中日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

采访:王众一 编辑:沈晓宁

图片来自“北京—东京论坛”秘书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