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日本媒体的“缘”与“怨”

提到与日本媒体的“缘”，还要从1985年我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开始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媒体打交道，并由此结交下不少日本记者朋友说起。在随后35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的经历大多与日本媒体有关。通过从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方向的消息源获取相关涉华报道信息，成为我综合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职业习惯。即便是我后来在拉美和欧洲做大使期间，这个习惯也未曾改变过。

直到2013年初我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做大使之前，我对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总体印象都还不坏。相对于美欧媒体，日本媒体的国际报道有自己的特点：总体平衡、消息快且事实相对准确。除个别极右翼媒体外，其涉华报道极端情绪化的色彩不很明显，至少不会编造出“新疆种族灭绝”之类的荒诞离谱的假新闻来。但是，近些年来，日本媒体在涉华报道上的一些做法和趋势，令我产生出不满和担忧。

让我感动的日本媒体

我第一次前往日本交流的对象就是日本媒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快速发展处在重合期，双方媒体都表现出渴望了解对方的意愿。1987年，得益于中日新闻团互访交流机制，我随中国主流媒体访日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与日本同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记得一天中午，我们参观完日本一家知名媒体后，在其食堂用餐并座谈。我发现用餐名单上的一位日方同事，直到大家吃完了饭，才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原来，他为了核实代表团提出的几个事实与数据，放弃午餐去查资料了。这种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养成了只要涉及到事实与数据，就一定要再三核实的好习惯。

日本NHK记者在街头采访中国小学生

2000年，我在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做挂职副县长时，有一位名叫加藤高广的NHK驻北京记者，千里迢迢来到麻栗坡采访。我们一起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他加深了对中国扶贫事业的了解。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加藤高广去蒙古国采访时因交通事故去世了，年仅33岁。遵照加藤的遗愿，他的妻子用抚恤金在麻栗坡县捐建了一所“高广希望小学”。加藤及其家人的爱心善举，让我每每想起都感动不已。

那个时候，日本媒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公正的，因此也制作出不少客观介绍中国的优秀节目，像反映人文情怀的《大地之子》，讲述中国军队生活的《人民子弟兵》等。其中，一部反映新疆题材的纪录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片摄制组通过近一个月深入实地的采访，把中国新疆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当地群众安居乐业的生活呈现给了日本民众。特别是节目中对喀什集市的报道，让我这个中国人也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原来在新疆。

我与日本媒体打交道最频繁的时期，是本世纪初的头五年。那时，我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做报道官和发言人，时常会面对中日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其中，部分日本政客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积攒“人气”，媒体借此反复炒作制造影响，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小的干扰。就在我苦于自己的发言和表态难以扭转日本社会一些错误认识的时候，日本两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通过主笔与社长对谈的方式，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从历史认识角度，强调应本着政教分离原则思考问题，并从日本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等多个层面剖析日本应该怎么做。后来在与这些日本朋友接触时，他们告诉我，进行这样的讨论其实是在真正维护日本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他们更不希望后人把日本国家发展引入歧途的责任怪罪在这一代媒体人身上。

令我不满的日本媒体

说到对日本媒体的“怨”，并不是我本人与日本媒体之间有什么过节，而是我感受到近年来日本媒体涉华报道中存在着某种“戾气”。在同众多日本媒体界的老朋友交谈中，他们多次提到，现在的日中关系已经不比从前，现在的日本媒体和涉华舆论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

日本媒体经常刻意抹黑中国

有一位在我看来观点有点“右”的日本朋友感慨地对我说：“现在说实话很不容易，关于中国的言论越偏激越受欢迎。你肯定不会相信，连我都被贴上了‘亲中派’的标签。不是我变了，而是环境变了。”

中国有一本拥有近70年历史的对日传播月刊《人民中国》，它是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受该杂志社总编辑王众一之邀，我成为该社主办的“熊猫杯”全日本青年感知中国征文大赛问卷调查的评委。我看到2020和2021连续两年，在受访的日本青年中有超过74％的人认为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国与他们亲眼看到的不一样；有近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媒体在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方面起到了反作用。我对这一调查结果有点吃惊。媒体被本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否定，是一件多么令人难过和尴尬的事情。不知道我的日本媒体同仁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对此，我们不得不该认真反思了。

在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中，许多在华日本人坦言日本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不实。

我曾经试图分析日本涉华舆论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对日本社会嫉妒中国发展的说法不敢完全苟同，也不希望所谓日本的舆论场既服务于本国政治也服从于美国价值的猜测成真。我只是觉得，基于历史的教训，当再次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媒体的监督与引导、媒体人的良心与责任尤为重要。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更需总结的年份。有两千多年交往史的中日两国，通过邦交正常化，发展出半个世纪和平相处的历史机遇，创造了千万人员往来和数千万美元贸易的奇迹。媒体不仅是这一机遇和奇迹的见证和记录者，更应该成为其守护者与促进者。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媒体对某些政客不负责任言论的牵制力越来越小，对不明真相民众的引导力也越来越弱。这使得有过惨痛教训的日本，不断出现违反良知与危害和平的言论。如果让所谓“核共享”理论冲破束缚，如果让“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付诸实施，如果让已经搞乱欧洲和中东的北约来插手东亚安全，如果用对华充满敌意的“印太经济框架”来操纵深度融合的亚洲及世界经济，那么不仅中日关系的好日子会走到尽头，人类的未来也将进入至暗时刻。

在2021年10月举行的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来自中日两国媒体的嘉宾就媒体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展开深入交流。（摄影：董芳＼人民画报）

我希望我的不满和担忧能够引起日本媒体朋友的警醒与共鸣。我真心期待中日关系的下一个50年会更好！

黄星原

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前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前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原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

（本文9月13日原发于《人民中国》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