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郭晓兵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杨晨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汤 蓓
二战之后，美国的“生物军事帝国”版图不断扩大。根据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威胁降低局，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
近年来，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屡屡发生“意外病情”和卫生安全事故。近日，俄罗斯方面从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的生物实验室起获大量文件和数据资料，揭开了美国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神秘面纱的一角。大量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是传播瘟疫、仇恨、战争、祸根的“制毒师”。
美军方在全世界设立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些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在境内外设立的生物实验室对当地和全球安全造成了哪些影响？未来，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军事化行径？围绕这些问题，本报采访了3位国际问题专家，一一为您解读。
美军方在全世界设立数百个生物实验室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3月10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示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其中名为“UP-4”项目的目的是研究通过候鸟进行特别危险的感染传播的可能性，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俄罗斯国防部披露，有项目文件可以证实，该项目的高风险研究“都是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进行的”。
此外，俄方所获取的材料显示，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了“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等多个项目，并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将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转移到国外；美方还在乌克兰开展对炭疽病和非洲猪瘟致病菌的相关研究，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有关研究目的是为致命病毒病原体的隐蔽传播建立机制。
俄罗斯生物学家彼得·丘马科夫近日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秘密军事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项目研究，还可以进行生物武器方面的研究。丘马科夫指出，在美国人看来，在海外进行生物武器实验要合理得多。首先，美国的民众不会对相关实验带来的潜在威胁感到愤怒。其次，美国在海外的实验室还能进行一些危险性更高的研究，因为即使发生某种泄漏，对美国的威胁也已降至了最低。
郭晓兵：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布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服务全球战略，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拓展而布点。美军的生物实验室旨在通过前沿部署，服务美军行动，制约对手；二是多部门协同，构建全球生物监测网络；三是依托具有较强区域辐射能力的支点国家，经营地区生物安全网络。
美国的海外生物实验室早就饱受国际社会质疑。2008年，印度尼西亚曾指控雅加达的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从事间谍活动、生物武器研究和研发“新型疾病”，并要求该研究所撤出印度尼西亚。
杨晨曦：所谓生物军事化，无外乎在军事安全层面研究如何防御生物毒剂和利用生物毒剂进行攻击。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研究如何防御，总要先制造出生物毒剂并进行模拟攻击，即先要制造出生物武器。而生物武器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健康可构成无差别、大范围、长时间严重危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国际社会所禁止，为人类文明所不容。所以，无论美方如何粉饰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其进行的生物军事化活动，都必然是严重侵害基本人权、践踏人类良知底线的恶劣行径。
美国在海外设立的生物实验室，具有分布数量多、针对性强、研究内容高度保密等特点。根据美方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其在全球有336个实验室，远远超出“防御”生物武器所需。这些实验室又有很多位于独联体国家，根据生物迁徙的特性，其对美方认定的“战略对手”的针对性不言而喻。美方对这些实验室的用途三缄其口，坚拒国际核查，更令人对其疑窦丛生。
汤蓓：美国在其境内外设立的生物实验室，最明显的特点是机密性，只有美国军方和少数科学家了解。
美国在海外设立生物实验室的举动，要和其对生物武器发展问题本身的态度联系起来看。美国最早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二战后期。冷战使得这些活动更加活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允许科学家开发并使用任何生物武器。当然，这些行为在当时对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都是保密的。之后，美国生产并存储了大量的生物武器。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研发进攻性生物武器，仅出于防御目的进行研究，并开始销毁国内的生物武器。1989年，美国国内还通过了《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规定任何美国人拥有、交易或者储备可以用作武器的生物材料都是非法的。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受到生物恐怖主义攻击的忧虑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担心其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其生物军事活动日渐活跃。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并将其军事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避其国内法律和政治审查。这意味着，美国从未真正放弃生物武器化的危险想法。虽然美国的官方态度是生物实验室主要用于合作科研和全球疾病监测，但生物技术的两面性决定了，这样的行为依然可能被用于研发和制造生物武器。
美国在境内外设立的生物实验室对当地以及全球安全造成了哪些影响？
资料显示，早在1942年，美国陆军便开始在其境内多个场所秘密开发生化武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德特里克堡（简称“德堡”）生物实验室和达格威实验基地。二战结束后，美国聘用了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作为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还接手了731部队的大量生物战资料。20世纪50年代，德堡开始在美国本土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达格威实验基地则储存并测试全世界最危险、最致命的生物和化学试剂。自建成运行以来数十年时间里，两处设施屡屡发生事故，严重危害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
耐人寻味的是，今年2月21日，7名国际生物医学领域科学家在国际知名学术网站“前沿”联名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的一小段基因序列与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2016年2月申请的专利基因MSH3相同，该情况自然发生的概率仅为三万亿分之一。而该基因序列使新冠病毒具备强力的人传人特性。
杨晨曦：近年来，美国生物实验室事故多发，周边疾病频现，对当地和全球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一是频繁造成严重的人类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今日美国报》曾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此类事故。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通过媒体揭露，美国在其国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试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
二是其生物实验室周边时常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疾病和伤亡。2016年1月，在有美国生物实验室的乌克兰哈尔科夫，两天内至少有20名军人死于流感样病毒，此后疫情扩散，截至当年3月，乌全境报告有364人死亡。2019年7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因不明原因被短暂关停，几乎同时，其周边出现“电子烟肺炎”疫情，症状同后来的新冠肺炎高度相似。
三是非法跨境转移生物毒剂。根据2015年的一次调查，美国达格威实验基地所保存的活体炭疽杆菌样本，通过联邦快递等快递运营商，邮寄至美国和其他9个国家总计194间实验室。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
汤蓓：美国在海外设立的生物实验室具有保密性，设施的安全性和所从事科学研究的类型往往不为公众所了解，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实验室如果管理不善，危险的病原体研究一旦发生泄漏，将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二是美国在海外的一些生物实验室，通常设立在与邻国存在摩擦甚至冲突的地区。如果这些实验室确实在从事生物武器的开发，显然会进一步加剧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大冲突的风险。
郭晓兵：围绕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有很多扑朔迷离的谜团。例如，“9·11事件”后，美国发生炭疽攻击案，调查指向了一位曾在德特里克堡工作的科学家，却无果而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安全计划，但其所谓的生物防御计划可以发展生物武器及其运载技术。这令人忧心。
未来，国际社会应如何更好应对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军事化行径？
美国始终坚拒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于2001年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单方面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尽管多家美国著名智库和许多美国学者多次发表文章，强调美国应加入该公约核查机制，塑造美国在禁止生物武器方面领导力，美国官方却置若罔闻。
在美国境内，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政府进行最黑暗实验的中心”。该基地曾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并在2019年7月被关停过。然而，面对国内外强烈关切和质疑，美国政府始终避而不谈，不愿接受国际社会调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物安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敦促尚未销毁库存化武的国家尽快完成销毁。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所有缔约国的义务。我们呼吁尽早谈判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将有助于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汤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国内的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暴露出美国的傲慢和双标。挑动对中国发起所谓溯源调查，美国一直非常积极，而且持有罪推定态度。但当国际规则需要适用于自己头上、国际社会要求对美国的生物实验室进行调查时，美国就回避躲闪。如果美国这些研究机构切实遵从了自身的法律规定、未进行国际公约禁止的研究，就应该坦荡接受国际社会调查。
就全球而言，国际社会应充分认识到生物武器的危险性，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落实，形成一套公开透明、普遍适用的核查机制。但从根本上说，保持对全球的军事优势、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催生了这些邪恶和不人道的生物武器计划。
郭晓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世界军控和裁军进程的重要成果，而建立多边核查机制是确保公约落实和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关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曾制订长达210页的文本，提出了申报、访问、质疑、核查等措施。这些措施是可行的，也是得到多数国家支持的。但美方20余年来独家反对建立公约多边核查机制，给全球生物安全带来了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应共同敦促美方加入这一机制，朝着建设有效的多边生物军控核查机制努力。
杨晨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延宕反复，更需要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坚持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美国德堡等生物实验室的具体用途、研究内容，而美国坚决拒绝国际社会调查，是赤裸裸的双标行径，也是心虚的表现，其本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心理作祟，就是只能美国核查别国、决不允许别国调查美国。
生物军事活动危险性极高、破坏性极强，极易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乃至地球生物圈造成灾难性后果。在生物安全问题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抵制一切生物军事活动，共同维护全人类生物安全。
国际社会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应共同倡导和践行正确的新安全观。各国尤其是大国需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方式，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在生物安全领域共同反对任何以威胁他国来谋求本国“绝对安全”的行为；二是应共同敦促美方尽快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三是应禁止其他国家以“防御”“合作”“支持”“援助”“资助”等旗号在本国境内开展或允许他国开展生物军事活动。
本报记者 贾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