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12日发表题为《在分裂为美中两个阵营的敌对的世界经济中，不可能有任何赢家》的文章，作者为安东尼·罗利。文章认为，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竞争，全球经济被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
随着这种分裂的加深，全球经济将承受越来越高的营商成本，效率也会降低。这场“战争”不可能有任何赢家。
全文摘编如下：
听到美国和中国专家之间最近谈论两国之间不受约束的对抗可能导致灾难的交谈，不免让人感到震惊。然而，这一对抗正在迅速变得更为固定——这种发展不仅是不祥的，而且是危险的。
这一点在安全领域（尤其是在东亚）显而易见，但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正在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体系脱钩正在给世界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并且最终将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净负面的状况。
在中国全球化智库组织的对话中，发言者之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艾利森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被拖入一个“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将注定会与守成大国发生碰撞的状况。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问题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能否避免军事冲突的命运。
或许相互确保毁灭的前景将能阻止冲突，但是除在边缘政策期间可能发生致命事故的风险之外，其中所涉及的精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不可原谅的。
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洪川在最近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经济、贸易、技术、网络安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中展开全面竞争。
他说，这已经“慢慢地把世界经济分化为两个经济和贸易活动生态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两种体系”。它开始于演化成为技术战的贸易战，而目前正进入一场冷战，并可能导致“在东海和南海的区域性小规模武装冲突，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这些发展也许一直是缓慢的，但在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它们却已有了惊人的加速。拜登政府似乎着手让一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的可逆转的精神失常过程变得正式化。
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多发生在拜登时代之前，但是通过在与亚太伙伴（主要是日本和印度但还有澳大利亚）和欧洲伙伴（主要是英国）建立联盟方面超越唐纳德·特朗普，拜登政府正在加固这种巨大分歧的基础。
正如洪川指出的，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西方采取了一种使经济活动与中国脱钩以及让制造业活动回流本国相结合的做法。但在现实中，这些活动只是被转移到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技术脱钩也可以被视为美国通过切断中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途径来遏制中国，并延缓或干扰其崛起至能在技术和军事上挑战美国地位的一种努力。
其结果怎样呢？特朗普的贸易战未能矫正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洪川指出，美国“似乎比中国遭受到更糟糕的后果”。他还认为，“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经济，并且未能实现主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出现了下降，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却有了增加，从而在总体上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并增加了其贸易顺差。
至于技术战，洪川总结说，“技术脱钩将提高全球经济的成本，降低效率”，并“促使技术和制造业活动分化为分属美国和中国的两个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为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和技术战，以及迫于新冠疫情的压力，中国提出了在2021－2025年间引导其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战略。中国试图调整本国经济，以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依赖，而代之以包括服务业在内更强劲的国内民间消费。
洪川指出，“中国制造”运动是“明智的进口替代”做法。中国还将力求通过夺取国内经济的高端附加值，实现价值链的提升。
在这一点上，中国模式似乎更多地向德国模式看齐，即作为高质量资本和消费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不仅仅作为大众消费品的世界工厂。
洪川指出，尽管中美两国战略的有效性孰高孰低尚无定论，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由于全球经济被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生态系统，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已经变得远为艰难。随着这种分裂的加深，全球经济将承受越来越高的营商成本，效率也会降低。这场“战争”不可能有任何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