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从法国之痛看中国新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难在何处？
中新社北京2月4日电 题：从法国之痛看中国新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难在何处？
作者 陈定定 侯颖
在“宵禁”“第三波疫情”“第三次封国”等成为法国网络热搜词的同时，关于“共和国价值宪章”(charter of republican values)的讨论仍未结束。
2020年11月，在法国发生多起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CMCF)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所有成员两个星期内必须表态认同一个“法兰西共和国价值观宪章”，并誓言结束“一切政治伊斯兰行为”和“致力于结束任何外国干涉”。截至目前，在CMCF的8个组成团体中，仍有3个未签署这一致力于“根除极端主义”的宪章。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0年9月25日，法国首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袭击发生于巴黎十一区的《查理周刊》总部原址附近。图为袭击事件现场戒备森严，法国防暴警察和宪兵持枪巡逻。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法国系列举措旨在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
从2005年《查理周刊》系列恐袭案，到2020年教师萨缪尔·帕蒂(Samuel Paty)遭极端分子当街残忍杀害，法国近年来已发生多起与宗教分裂主义密切相关的恐怖袭击案件。马克龙政府对此作出强力回应，除要求CMCF签署上述宪章外，还着力于推动成立“忠于法兰西”的伊玛目委员会，并要求这类社团像医师学会或律师协会那样，培养法兰西自己的穆斯林宗教领袖。
这些政策措施包括范围广泛的法案，旨在防止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扩散。例如，限制特定宗教搞家族学校，并对那些以宗教理由恐吓公职人员的人给予更严厉的惩罚；颁布新法律，给移民孩子一个身份证号码，以确保他们上公立学校。违反法律的穆斯林父母可能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及巨额罚款；制定禁止共享个人信息的网络传播法，因为最近几个恐怖袭击案都源于社交媒体允许那些罪犯找到了受害者的身份信息。
事实上，相关项目已在进行中，预期在2021年第一季度末推出，但由于发生系列恐袭事件，马克龙政府正加快这一政策。相关立法如获通过，任何人以意识形态或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向公务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背离法国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价值观，都将构成刑事犯罪。
去年10月以来，马克龙针对整个伊斯兰主义的声讨，严重恶化了法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但他仍顶着联合国近一半会员国的“围剿”，强行启动“忠于法兰西”计划。这期间指责马克龙的不仅是50多个伊斯兰国家，还有那些标榜“平等、博爱”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如《爱尔兰时报》说，“马克龙帮助推动极右思潮进入欧洲的心脏”，美国《外交政策》批判称，“马克龙这个人并没有在担心伊斯兰，他最担心的还是勒庞……”《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等英文世界媒体的一系列评论，引发了马克龙政府的强烈反弹。
马克龙表示，当我看到几家报纸，价值观本来跟我们一致，却将这种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国是种族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不能不说，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失去了。他甚至直接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媒体专栏作家本·斯密斯，指责英文媒体“使暴力行为合法化”，宁可做高高在上的精英“偏见”分析，沉迷于种族主义概念的分析，甚至表达对恐怖主义的根源探讨，也不愿意表达对他那陷入困境的共和国(法国)的团结，哪怕只是一瞬间。
长期以来，法国在欧洲与国际人权事务上有独特地位，其拟定“分裂主义法”“忠于法兰西”计划，也是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尝试。虽然该举措的具体模式仍有争议，但其在反宗教极端化方面仍为各国提供了某种借鉴。
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是世界性难题
新世纪以来，恐怖袭击事件高频发生且向全球蔓延。专家普遍认为，恐怖主义兴起并非缘于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差异，而是全球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全球治理包容性不足。特别是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容易成为恐怖分子招揽和利用的目标。欧洲的暴恐袭击与其难民潮、移民政策、中东外交等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纠葛，近年面临难以消弭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具有的跨国性、网络化等特点，使单个国家很难有效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恐怖主义活动具有非对称性的特点，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难以预知恐怖威胁的主体是谁，何时何地将会发生何种恐怖袭击，人们所能认知的只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诱因。如果仅加以军事打击，而无视恐怖主义产生和蔓延的根源，不铲除滋生它的土壤，那么恐怖活动只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全球化和现代国家的开放性为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袭击提供了极大便利，而追踪其行迹则非常困难。即便欧美发生的一些恐怖袭击的嫌犯很多都在国家反恐部门的黑名单上，但是只要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执法部门也无法对犯罪嫌疑人展开实质性行动。
此外，发达的媒体和世界的信息化为恐怖分子的联络、策划、组织人员发动恐怖袭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当前，网络社交媒体使极端恐怖组织可以更便利地宣传其意识形态、培训恐怖分子并在短时间内影响到更大人群。而媒体业的激烈竞争导致恐怖事件的大肆炒作和传播，客观上为恐怖主义扩大影响力起到为虎作伥的作用。
现代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全球性为恐怖组织筹款、洗钱、分配活动经费提供了平台。而枪支泛滥为恐怖分子进行暴力袭击提供了便利条件。政局动荡地区的武器泛滥、西方国家对枪支管理的宽松政策使恐怖分子可以很容易获得发动袭击的武器装备。
宗教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给了恐怖主义“合法”的依据，由此后者成为前者极化且集中的体现。自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全球反恐已然进入历史新阶段。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现实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基于全球反恐需要，国际社会应注意多种手段并用，注重标本兼治，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
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应秉持统一标准
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尚无统一定义，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一贯坚持双重标准，严重妨碍了国际社会的反恐进程，更是全球反恐成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把反恐问题工具化，既想消灭反美的国际恐怖势力，又想利用其他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牵制其他大国，还想借反恐之机推进其全球霸权。如美国对待俄罗斯车臣问题和中国“东突”问题的态度——如果侵害了美国利益，就谓之恐怖主义，而对损害他国利益的恐怖分子，却常以人权、民主等借口为其开脱，甚至提供庇护和资助。
从各国实践来看，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已是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方式。
美国国家反控中心主管的“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处理环境”数据库，不只是一份监控名单，更是美国政府认为已知的或潜在的全球恐怖分子的信息库，将恐怖分子、涉嫌与恐怖活动有关系，或在某种情况下与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某种关联的人群分门别类收集储存，根据此名单限制某些人进出美国或在境内搭乘客机旅行。
英国则采取多样化反恐措施，涵盖资金监控、移民资格审查、危险物品管理、航空和核工业安全等领域。其中颇具争议的“控制令”包括电子窃听、限制上网、限制使用电子通讯手段、禁止与他人见面、禁止夜间外出乃至完全禁止离开住处等措施。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0年1月7日，法国纪念《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五周年。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法国2012年反恐法规定，如果一名法国公民在国外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即使他不是在法国本土长大，在法国也没有违法行为，他也能因恐怖主义罪名被判处10年监禁和巨额罚款。该法案规定执法部门可以对可疑分子进行电话监听和分析其上网记录。2016年，法国又宣布要在全国12个大区设立“去极端化中心”，目的是要帮助受极端思想影响的本国公民重归正常生活。
德国2015年通过了公民个人身份证件管理新规定，凡涉嫌威胁德国安全的宗教极端分子将被限制出境并没收现有身份证，以防止他们与境外恐怖组织联系。
加拿大也不断加大情报收集和共享的力度，预防恐怖事件的发生。其情报引领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战略使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行动之前就被瓦解，其注重对恐怖分子基础信息的搜集、分析、共享，及时启动反恐预警机制，而不是坐等恐怖事件的发生。
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去极端化”教化中心，对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员进行感化引导，提出回归“温和伊斯兰”，并积极举办宗教与文明对话论坛等活动，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同时谴责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义的错误解释，鼓励宗教包容。
中国在新疆的实践与法国等西方国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遗憾的是，美西方媒体长期持续炒作所谓“中国在新疆拘禁逾100万维吾尔人”等问题，完全是曲解和污蔑。而事实上，中国在新疆的实践和法国等西方国家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为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而采取的积极探索，目的是防微杜渐、治病救人，最大程度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侵害。这也是一国政府对本国人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资料图：在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纺织工业园区服装厂内，经过技术培训的工人们熟练地缝制外裤。(图文无关) 朱景朝 摄
一些国家和媒体口中所谓的新疆“再教育营”，其实是旨在消除极端主义的职业教培中心，且其学员也已全部结业，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逐步找到工作。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的有关措施与人权无关、与宗教无关，而是关乎打击恐怖主义并防患于未然而采取的有效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正如2019年7月，俄罗斯、巴基斯坦等37国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时所说，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区成功探索出设立教培中心等预防性反恐举措，将保护人权同打击恐怖和暴力极端主义相结合，理应受到支持和赞赏。西方将教培中心称为所谓“再教育营”完全是诬蔑，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本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分享和借鉴。
恐怖主义既是动乱之源，也是发展不足的恶果。事实证明，消除恐怖主义不仅要消灭恐怖分子，更要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实现全球发展的平衡和综合国家治理才是反恐的治本之策。人类确应超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差异，在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问题上各国秉持统一标准，方有合作共赢之局。(完)
(陈定定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侯颖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