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海外网21日报道：当地时间12月20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著名中美问题学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终年90岁。
傅高义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著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邓小平时代》等。”
2014年1月，傅高义接受《中国报道》专访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2014年1月，傅高义从一位资深“旁观者”的视角接受《中国报道》专访，就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这一改革新命题加以深入分析。以下是专访全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富国强民之路。36年后，中国再次来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一系列新的挑战，诸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经济结构失衡等成为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阻碍。
在此历史节点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凸显出中国发展新的走向。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被特别提及。这一全新提法，是执政党对自身定位的切实认识，体现出治国理政思路的重大转变和创新。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治理结构方面的新变化？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如何 ？ 84岁高龄的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在北京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从一位资深“旁观者”的视角就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这一改革新命题加以深入分析和前瞻。
改革难题
被公认为美国唯一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傅高义对中国事务了解甚深。“基辛格第一次到中国是 1971年，尼克松是 1972年，我是 1973年。”傅高义说，当时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就是想了解这个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家。此后，他又多次来到中国，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实地调研，“我能看得出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想写一本书，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其耗费十年心血而成的《邓小平时代》，以邓小平一生经历为线索，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书中对邓小平的个人性格及执政思路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阐述，同时对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概况总结，这些挑战包括腐败、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社会福利等。
傅高义认为如果对这些问题处理不善，中国有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这都是对邓小平继任者们的极大考验。现在，他更加坚信，这些问题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改革第二季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形势，傅高义称其一直很关注中国新领导人的动态。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离京就去了深圳并在邓小平雕塑前敬献了花篮。傅高义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宣誓，表明习近平和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事们将会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向继续坚定走下去。
但傅高义同时表示，虽然都叫改革开放，两个不同的阶段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改革开放之初到2000年之前，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原来旧体制留下的诸多问题，即计划经济还有权力过分集中等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2000年以后，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问题。而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被外界称为“改革第二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以期通过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傅高义表示，从一名学者的角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许多改革构想，其具体成效将会如何，现在做判断还为时尚早。但他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改革新目标的出现，可以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很有想法，针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会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推动中国社会向着安定团结的方向发展。
政治决心
当然，现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经济发展从高速到中低速发展的转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困境”。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傅高义认为，首先要做的是遏制腐败，新的领导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让老百姓觉得有希望，当然肯定需要继续；在经济改革方面，应优先处理地方债问题，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不牢，借了很多钱，“应该改革地方税制度，在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方面健全法制。地方政府的金融记录不太好，我觉得应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他表示。
在 2014年 1月 2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作为六个专项小组之一，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党建等并列，正是凸显了中央的反腐决心，彰显了中央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纪律检查、反腐败的魄力。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正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正式“摸家底”，以期对地方债风险进行防范与管控。
傅高义坦言，现在老百姓包括很多官员都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应该大胆地解决，这给了习近平总书记和他的同事们一个良机。
“中国能够从 1978年时的经济社会制度全面崩溃中走出来，也相信今天的一系列问题能够找到答案”，傅高义对当下的全面改革持乐观态度，“邓小平考虑清楚后就大步走上了改革之路，我的印象是，习近平也会这样做，大胆地改变中国，这是由政治决心来决定的。”
对话傅高义——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变化
从高速到中高速发展的转变
中国报道：在《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中您谈到“转型的中国”，认为邓小平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一起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包括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这种结构性转变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是的，1978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革命时代的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等带领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其次，恢复了高考，年轻人可以进入大学读书，还有不少留学生出国学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能够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国际接轨，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氛围中。另外，中国废除了领导人任职终身制，这给予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打通了社会的上升通道，激发了社会活力。
当然，还有中美、中日等中国与世界不少大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改变。
中国报道：您认为，当下中国是否依然处于转型时代？
傅高义：1978年、1979年那个时代，很多改革才刚刚推进，变化比较大，现在很多组织、制度都已确立，改革的变化不会太大。中共十八大后，我也很关注中国新领导人的动态。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离开北京就去了深圳，他在邓小平的雕塑前献了花圈。我个人的判断是，这表示他要继续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
当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二者之间在改革的意义上已完全不同了，开始改革的意义在于确立了新的组织架构和精神，包括市场经济的确立、改革试验区的确立，现在这些方面都已经确立下来了。而现如今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腐败、环境、交通、社保等问题，是从高速度发展到中高速度发展的转变。此外，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发展不均、不平衡的问题，都亟须解决。
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报道：确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改革”一词被多次强调，三中全会更是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您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全面改革，着力点应有哪些？
傅高义：第一个是反腐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腐败问题上着力甚深，思路和目标都较为明确，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让老百姓有希望，当然还应该继续。第二个是地方财政的问题。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不稳固，借了不少钱，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还有就是国企改革的问题，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少国企已成了独立王国，中央需从人事控制、事权压力等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报道：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傅高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发挥法律的作用。我了解到不少地方不按法律规则办事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尊重法律的权威，服从法治的安排。当然，这些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但现在是，改革的时机到了。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问题，应该给予地方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GDP不是衡量地方发展的唯一标准，但中国还有不少地方比较落后，还需更多发展。当然，现在也面临环境保护、空气污染的压力。
顶层设计＋民众参与
中国报道：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您提到，邓小平一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领导班子，进行决策体系上的改革。您如何看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傅高义：我认为两个方面很重要。领导人很关键，最高决策层应统筹规划；另一方面，对于改革的效果还需要更多观察，做出实际判断还早。但也看得出来，中国最高层很有想法，想做实事。习近平总书记想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组织、机制入手，依我看来也是合适的，考虑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应该有长远的规划。
中国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治理国家也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您怎么看待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傅高义：我认为每个国家的制度安排都要考虑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不错的，需要发挥好。为了中国长期的稳定、和平发展，应该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开放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