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中国价值
华北平原夜幕降临，街道早已四下无人。网吧里灯光昏暗，键盘的敲击声中，不时夹杂着几句年轻人的闲聊。一位年轻人缩在网吧的暗光角落，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泽明执导的日本经典电影《七武士》。
在不谈论电影的时候，徐盛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即使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他也会主动避免产生眼神接触。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位摄影师在“深圳股潮”时拍下的经典照片，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激动，幻想通过抢购股票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徐盛只是觉得照片里的人“很有力量”……
迷路的外乡人
徐盛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小村庄，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他和哥哥来到武邑县生活。
徐盛的父亲是一名十几年军龄的退伍军人，母亲目前在张家口的一个景点做售票员，哥哥也在大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父亲退伍之后就去了北京打工，所以在他的童年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很少出现，只有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哥哥住在逼仄的平房里。徐盛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吃薯片，他回家找母亲要，但是那时候家里穷，被母亲拒绝了。后来父亲回到武邑，在钢铁厂找了个当厨师的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也慢慢有了起色。
说起徐盛，他的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老实，不爱说话。”与沉默寡言的徐盛相比，20岁的杨东亮显得更“社会”一些，他好像什么话都能接，不管跟谁都能聊上两句。杨东亮的祖辈都生活在河北沧州南杨庄村，在这里，年轻人是一种“奢侈品”。
走在村子中心的大路上，几乎见不到同龄人。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都去了城市和工厂，村子外面大片荒芜的土地已经无法挽留他们。杨东亮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家里承包了30亩地，每年农忙结束后，父亲就会外出打工，母亲在村子里的小作坊做一点手工活补贴家用，顺带照顾着地里一年的收成。
为了婚姻大事，家里为杨东亮在县城买了一套房，这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在这之后没多久，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积蓄也全部用尽。那时候他已经准备跟女朋友订婚，后来因为父亲的这场病，他们的婚事一直拖着。那段时间里，母亲一边要在石家庄照顾卧床的父亲，另一边还要照顾家庭。在他的记忆中，那是这个家里最艰难的时候。
“差等生”的迷茫
徐盛和杨东亮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考不上高中，只能进职业学校的“差等生”。因为从小学习成绩不好，在初中毕业后，徐盛遵从家里的意愿进入了衡水一所铁路职业学校，学习铁路维修运营与管理。在父母的设想中，他会顺利毕业成为一名铁路工人，捧着“铁饭碗”在县城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他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却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毕业前，徐盛需要找家公司实习，取得实习证明，才能拿到一份中专文凭。为了顺利毕业，同时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他开始找工作。2018年8月的一天，当路过一家门上贴着“招聘”字样的网吧的时候，他拉开门走了进去。最后他顺利获得了一个在县城当网管的工作，每个月工资1500元，只上夜班。他并不懂怎么修电脑，但好在重启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他在网吧的主要工作是卖零食和打扫卫生，有些客人会把烟灰甚至泡面汤弄到键盘里，特别难清理，这一度让他很头疼。
作为一个夜班网管，他平时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不怎么玩游戏，大部分都拿来看电影。也是从这开始，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对电影的兴趣。
和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那种对未来的迷茫也一直围绕着他。周围的同学、朋友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他很担心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定格在这家网吧里，“那种感觉不是很好说”。在网吧里看过太多电影之后，眼界变得开阔起来， “要找一份好工作，或是学一门手艺” 他想着不能再在网吧“混吃等死”……
从小杨东亮就是个典型的“问题少年”，不听话、逃课、违纪......家长和老师也拿他没有办法。中考结束后，他进了一所中职学校——武邑职教中心机电专业。杨东亮在职校过得很是自在，课程都很简单，看几眼就能学会。他天天和同学在一起玩，跟老师们也成了关系很好的朋友。
毕业前的实习期，杨东亮就在家里待着，偶尔帮忙干一些农活。他爸说不行就去他姐夫的机械厂打工。恰好他学的是机电，对车床和机械比较熟悉。因为工厂是家里人办的，所以他在里面也很自由。感兴趣的时候跟着厂里的老师傅们学一些手艺，不感兴趣的时候就自己玩手机。他说：“在机械厂打工的那半年自己是很浑浑噩噩的状态，过着没有任何方向的生活。”
聊起电影后如变了个人
2019年春节前后，徐盛从网吧辞职，那时候他已经看了很多电影，但是从来没有敢想象过自己会从事这个行业。在家待了几天之后，做教师的婶婶告诉他，有一个“蔡崇信职业教育计划”影视后期实训班的公益项目即将落地武邑职教中心，他想都没想就报名了。“因为跟社会上这类培训班动辄两三万的收费不同，这个专门开在贫困县中职学校的培训，几乎不收任何学费。”
徐盛就像他微信头像里那个想通过抢购股票来改写人生的青年一样，他也十分需要一个这样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离徐盛40公里外的河北沧州南杨庄村，被“围困”在机械厂的工人杨东亮也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这个消息，他掏出手机给以前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杨东亮非常喜欢一部国产3D动画《秦时明月》，这部动画让他对影视行业充满了向往。同时，他也厌倦了机械厂日复一日嘈杂且毫无新鲜感的生活。“我应该活的更精彩些，”想到这儿，杨东亮心中萌生了新的向往。
起初，家里不支持他的想法，因为在父母看来，他已经在机械厂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在又要跑回去读书，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不过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和选拔之后，杨东亮和徐盛顺利进入这个公益培训班学习。因为文化课基础比较薄弱，一开始很多简单的问题在他们那里都变得很棘手。很多专业的影视合成软件都是全英文，这成了他们学习路上的第一道坎。不过凭借着对于想改变命运的渴望和一股不想输的韧劲儿，他们略显艰难地向前迈进。在武邑县结束了三个月的培训之后，他们又被送到石家庄进行一个月的强化训练。
在石家庄培训的课余时间，徐盛看了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让他意识到自己真正迷上了电影这门艺术。从这之后徐盛看了很多艺术电影，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他在和别人聊起电影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对那些伟大的导演和作品如数家珍，同时也在心里埋下了当导演的种子。
结束在石家庄的强化训练，徐盛和杨东亮如期完成了在“蔡崇信职业教育计划”影视后期实训班的学习，然后被分配到北京橙视觉公司实习，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在杨东亮看来，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石家庄这种二线城市找一份工作，这是他的天花板。得知被分配到北京之后，他第一时间给家里打了电话。他能听出来，电话那头的父母也很激动，但是却极力克制不想表现出来。杨东亮后来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不同意，所以现在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北京北京
对于刚到北京的徐盛和杨东亮来说，首都太大、太繁华，他们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来自生活本身的压力，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吃和住。杨东亮一开始在朋友那里借住了四个月，后来搬到了附近的皮村。皮村是北京很著名的一个城中村，这里繁华得像座小城市，可以满足你对生活的任何需求。皮村处在首都机场航线的正下方，被很多人称为“飞机下的蛋”。这里的人们每隔几分钟就能看到一架来自世界各地的飞机从头顶飞过，巨大的黑色影子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从地面掠过。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坐过飞机，包括20岁的杨东亮。
杨东亮在皮村的住处有些“隐秘”，你需要从挂着“皮村”两个大字的村口往里走十分钟左右，然后拐两个弯、穿过一条挤在握手楼中间的小巷子，才能来到这个自建公寓的门口。杨东亮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租住在这里，每个月房租只要900块钱。虽然是商用水电，但依旧让他省下了不少生活开销。代价就是他每天要倒4班公交车、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
徐盛也住在东五环外。每天下班，他会和杨东亮乘同一辆公交车，坐三站地然后再步行十分钟回到住处。他和一对父子租住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进门穿过客厅，左手边就是他的房间。这个十平米出头的房间每个月房租1700块，包水电。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床、一个有点晃的简易书桌、一个衣柜、一个挂衣服的龙门架。虽然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但是房间里没有太多的私人物品。
徐盛的衣柜很特别，它既是衣柜，也是书柜。打开这个闲鱼80块钱同款的出租屋专用衣柜，可以看到上层塞了一些衣服和被子，下层整齐地码放着很多书，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电影和文学，这里是徐盛的避难所。不上班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窝在房间里读书、看电影。徐盛说，这里算是他的一个避难所。
奋斗一个月合成《金刚川》
对于两个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拎清来到北京之后的压力和新鲜感哪个占上风。进入公司之后，杨东亮和徐盛先从网剧开始做起。9月初，他们接到了电影《金刚川》项目，并且担任后期合成师。接到项目的时候，电影还有一个月就要上映。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杨东亮经常去皮村里的一家面馆吃饭，老板对他有些印象，但也只知道他是“搞电影的”。在做《金刚川》的那一个月，每天他下班之时也刚好是面馆关门之际。有一天下班早，他又走到那家面馆，老板看到他之后有些诧异地问：“你这一个多月都上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离开北京了。”
交完《金刚川》项目的最后一个镜头之后，徐盛就坐在工位上等待剪辑确定调色和一些后续流程。他已经通宵了一个晚上，坐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多，被告知已经可以休息了，他才回家好好睡了一觉。
从北京到河北老家只有三百多公里，虽然距离不远，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再加上国庆节一直在参与电影《金刚川》的制作，所以今年到现在杨东亮也只回过一次家。参与制作的几个项目最近陆续结束之后，杨东亮和徐盛向公司请了几天假，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杨东亮这次回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排：他要带家人去市里的电影院看看自己参与制作的《金刚川》。杨东亮的父母都是农民，已经记不清楚上次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也或许他们从来就没进去过。这次能够在电影院看到儿子做的电影，他们都显得有些激动。
除了工作上的进步，杨东亮在生活上的转变更让他们欣喜。这个曾经不听话、逃课、最后只能上职业学校的“不良少年”，现在已经会在每个月发工资之后给家里补贴家用，逢年过节还会给家里人买礼物。一年之前，杨东亮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从一个机械厂的工人变成电影工作者。而现在，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里。对于杨东亮来说，自己的路还有很长。他希望自己能够认真工作、努力赚钱，带着从来没有见过海的父母去看一次大海。
而对于徐盛而言，这一年更像是一场寻梦之旅。从坐在网吧电脑前看电影的观众，到坐在公司电脑前制作电影的合成师，他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也找到了自己要当一个导演的梦想。徐盛说，自己现在就像是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而当导演的梦想就像一个太阳。他想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路，只能一步一步走。虽然有可能掉到坑里，但他还是希望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一直穿过迷雾，找到太阳。
但并不是每个中职学生都像徐盛和杨东亮这样幸运，当每年有超过50%的初中毕业生因成绩无缘普通高中，而踏进中职学校的大门时，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正身处哪一团迷雾。
师资力量薄弱、专业课程陈旧、学生信心不足……几乎是整个中职教育生态的痛点。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发起的职业教育计划，通过教师赋能、就业实训、品牌专业共建等公益项目，已经覆盖全国71个贫困县（已于2020年底全部摘帽），直接赋能超过3000名中职教师，助力500多名中职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服务影响在校中职学生21000名。而杨东亮和徐盛只是项目服务的21000多个中职青年的缩影。（文/摄：心像SoulPix 高宁）中国故事工作室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