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半个多世纪前，这首嘹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曾在中华大地广为传唱。
1950年10月19日，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戴正文、张国权、甘绩华等11位司法行政系统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仍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被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这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与我们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正面写着‘和平万岁’，背面落款为1953年10月25日……”老兵戴正文珍藏的这枚勋章，见证了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火岁月。
1949年，15岁的戴正文和姐姐瞒着家人，从湖南常德农村跑到城市去参军，征兵的工作人员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军”，她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共产党好！”1953年3月，戴正文从丹东赴朝，“很多人都是跟随部队去，我是打报告自愿申请去，我不怕牺牲，只要国家号召的事，对国家有利的事，我都去！”
现年89岁的张国权，在1948年的夏天，做过相同的抉择。在抗美援朝战争五次战役时，张国权跟随部队赶赴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的时候，您20出头，还是新兵，上这么大的战场，没害怕过吗？”记者问。
“哪里去想怕不怕啊！新兵不是看年龄，跟敌人实操实练地打一仗，就成了老兵。”张国权说。
“当时美军的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炸弹好像跟着你跑，防空警报常响。大家都在想，为什么美军会有这么多飞机？即便如此，也没人退缩害怕。”在朝鲜战场，美国空军经常对志愿军的后方仓库和铁路交通狂轰滥炸。
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志愿军只能依靠从国内千辛万苦运送到前线的物资。经常到中国丹东采买物资的戴正文和战友们，一遇到敌机轰炸，就跑进树林里躲起来，敌机一走，又出来继续赶路。甘绩华和战友们则是白天挖洞防空、晚上摸黑前行，常常一侧是峭壁，另一侧是悬崖。甘绩华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走着走着，队伍中就突然有人和车消失不见，余下的人只顾闷头往前冲……
有战争，就有牺牲，但战士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大家也不知道害怕和担心，心中就一个原则——听部队的、听党的。我们除了对敌人的仇恨，没有一丝恐惧，时刻准备着为国捐躯。”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志愿军战士们不畏强敌、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可歌可泣。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华儿女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朝鲜回国后，近30年时间里，张国权都以“军人”的角色坚守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守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宁。直至1981年，张国权调入司法部，先后在办公厅行政处、基建办和信访处任职，1991年7月正式离职休养。回忆起在司法部工作期间的种种挑战，张国权感慨：“只要一身正气，把职责履行好，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压倒的。”
从朝鲜回来，戴正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当了老师，1983年，调入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工作。秉承在部队养成的优良作风，戴正文对工作饱含热情，认真负责，将一腔热血投入新中国的法治宣传事业。退休后，戴正文取得了律师资格，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答疑解惑，继续发挥着光和热。
回国后，甘绩华没有选择转业，而是重新回到了学校。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从此与法为伴了近半个世纪。
“国家当时提出要进行经济建设，还决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把健全法制作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任务。我很受触动，也进一步坚定了投身法制建设的决心。”甘绩华回忆道。
从人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甘绩华在北京政法学院、北京语言学院教过书，直至1983年4月，他被调到了司法部教育司。在这里，甘绩华先后担任副司长、司长，亲历了法学教育艰难的恢复期。
“法治需要人来实现，而人则需要法学教育来培养。当时恢复全国的法学教育就是由司法部主管。恢复有很多困难，比如要恢复校舍、要从全国各地把法学人才招回来、要重新组织编排教材，当时法学界中老年教师都付出了很多。这条路走出来不容易，司法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甘绩华语气笃定。
在甘绩华心里，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投身法治建设则是为了富民强国。“这些年，我们从法‘制’走到了法‘治’，差的不是一个字，而是从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抗美援朝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依法治国则夯实了强国之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重温魏巍笔下《谁是最可爱的人》，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战争远去、硝烟散尽，往昔峥嵘岁月催人奋进。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必将薪火相传，谱写出新的时代赞歌、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凝聚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