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卫省正在拟制2021年度防卫预算案，预算额将超过5.4万亿日元，既是连续第八年增加，也将刷新最高纪录。据媒体透露，日本此番扩充防卫预算的理由中，包括强化自卫队新冠疫情防控、加强防卫装备技术开发及人才培训、组建电子战部队、实施新型战斗机研发计划等多个方面。
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年底开始第二次执政后，一方面依托日美同盟大力强化对地区的军事高压与威慑，另一方面轮番选择近邻国家作为军事对手，挑动双边争执焦点，炒作周边国家军事威胁论，制造快速扩充防卫预算和军备的口实。安倍内阁成立安保法5年多来，“出云级”准航母、“摩耶级”宙斯盾舰、“苍龙级”潜艇等精锐装备不断列装，各种对空、反舰基地已布满“西南诸岛”，在广泛海域为美军舰机“提供武装防护”也趋于常态化。可以说，安倍所期待的“深化日美同盟”，正以日美军事力量“运用一体化”的形式不断加速。安倍近年还屡屡强调，自卫队要在加强导弹防卫的同时，突出强化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的军事能力建设。日本已正式成立网络、太空领域的“作战部队”，同时计划在埼玉县朝霞驻屯地成立电子战部队，明年春将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部署陆上自卫队电子战部队。
安倍在辞职前还给菅义伟留了一道“作业”：年内提出替代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导弹防卫方案。新方案关联费用并未纳入上述2021年度防卫预算案，届时需另行追加预算。日本目前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但是，日本银行在安倍任内转向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所以，通过政府发债形式为自卫队筹措足够资金并不困难。
日本国内有看法认为，安倍过度强化日美同盟，致使与近邻国家的关系长期停滞甚至紧张，凸显出日本外交安保对美过度依赖的局限性。同时，菅义伟有必要认真思考、慎重研究上届内阁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拥有论”，作出必要调整，重建与近邻国家外交关系。为此，制定“阻止来自他国的导弹攻击”新方针应是“重大课题”。
菅义伟上任后，表示要继承安倍外交安保路线。一方面，他反对搞“亚洲版北约”单纯性军事框架；另一方面，他强调要战略性地推进以日美澳印为中心的“自由开放印度洋太平洋”构想。可见，菅义伟的外交安保政策仍相当暧昧，其中原因可能是顾及日美同盟关系，也可能是为了掩饰日方的长远军事发展目标。今后日美同盟如何进行“角色分配”，自卫队是否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成为影响日本军事装备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日媒称，日方采取建造“反导专用舰”替代陆基宙斯盾的可能性比较大。
菅义伟就任后，从20日开始陆续与美欧各国首脑举行电话会谈，多次谈到进一步巩固强化日美同盟、推进日美两国共同提倡的“自由开放印度洋太平洋”构想等。
9月9日，日本刚刚与印度签署了《相互提供军事物资及服务的协定》（ACSA）。此前，日本已与美澳英法加等国签有同样的协定。日媒评价称，这是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多边、多重安保合作体制战略”的关键步骤，扩大与印度的安保合作将有助于强化对海上交通线的“防卫”。实际上，日印军事关系进入21世纪后已经开始快速增强，比如，2008年10月，日印发表“安全保障共同声明”；2009年12月，双方提出促进安保合作的“行动计划”；2015年12月，两国签订“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让协定”及“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难预料，今后日美澳印将继续以印度洋太平洋为重心增强军事战略和政策协同，强化对东亚通往中东、非洲航路沿线沿岸的军事存在和干预。这也可能为地区和平稳定增添新的不安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扩充防卫预算、增强军事能力、突出印太战略等，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防卫需要，显露出的是日方“改革”战后国际秩序的强烈意图。与此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2日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高层会议上发布视频讲话时提出，日方主张因应后疫情时代改革联合国，主张扩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日本“希望作为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和义务，为实现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