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5月31日文章，原题：中国决定不设明确经济增长目标其实是好事
在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期间，北京宣布今年不设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自1990年以来，增长目标一直是中国经济规划的一个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肯定使任何增长目标都难以实现，这不仅是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这种情况下，不设明确增长目标可能是明智的做法。
撇开背后的原因不谈，不设明确增长目标的决定看似不好，其实是好事。北京越是摆脱了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束缚，就越是可以自由地实行更合适、更可持续的经济政策，才能更好地应对21世纪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中国的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并帮助发展了强大的高科技产业：这是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然而，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比如不可持续的特大城市、庞大的移民人口、房地产泡沫和环境破坏。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开始从一味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习近平主席曾强调，要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解决中国以往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
其实，发达经济体也面临这种平衡难题，但它们往往将本国污染转移到海外，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必须且能够找到一个替代不计成本增长陷阱以及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那一定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够大，有能力制定和实施长期政策。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不再是政治上的优先事项甚至唯一的优先事项，那么，经济规划者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度来制定更平衡的发展方案。这也将使中国能够减少对世界各地资源的依赖，而这正是中国备受外界诟病的一个方面。
不设明确增长目标，不等于以“零增长”为目标。中国要让全体国民过上“小康”生活，就必须继续发展经济。
相反，中国将把重点放在如何改善整体福祉而不是增长本身上面。这就需要了解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自足的因素，如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教育、通过有偿工作实现安全和有保障的就业、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强大的社会和社区纽带、文化的振兴和保护等等。努力改善这些领域的工作将带来“更高质量”的增长，即增长与生活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更有关联。
换言之，增长不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目标，而是其副产品。生活水平的提高总是会带来增长，但增长未必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不会成为增长机器的填料，而是成为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变革的人力资本推动者。
不设增长目标还有一个原因。设定增长目标不可避免地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西方经济政策模式及其对于全球化应该如何运作的观念中。增长目标会引起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的观察与监督，反过来又会引导外国投资。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国家需要增长，才能吸引外资，从而刺激更多的增长；不能实现增长，就意味着外资减少，增长更难实现。
因此，通过不设明确增长目标，中国可以成为其他陷入增长追求陷阱的发展中大国的榜样。中国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制定一个新的总体福祉的衡量标准，指导其经济规划向生态文明和小康方向发展。这可能包括：通过“人文关怀”服务等新的非增长驱动部门实现广泛就业和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更高效利用资源、能源；通过建设以大规模生态修复为重点的部门，改善空气、水和土壤质量等。（作者为香港未来研究所创始人、罗马俱乐部成员钱德兰·奈尔，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