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总统特朗普好战言论的推动下，美国以法律为武器展开了新一轮的反华攻势。特朗普不仅将新冠肺炎称为“中国病毒”，还指责中国应为疫情负责。他罔顾美国本土华裔人数仅次于墨西哥裔群体的事实，不惜一切代价煽动国民的反华情绪。预料之内的是，“美国优先”理念在某些问题上，会表现为具有单边主义偏见的保护主义对外政策。但出乎预料的是，这种理念在付诸实践时完全不顾及外交和国际法的底线。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会推动世界迈向国际体系“无限制格斗”的时代。如果缺乏基于尊重规则的稳定，国际体系则变得不再牢固，甚至趋向战争。
▲ 截至北京时间5月28日9时，美国确诊病例接近170万例，死亡超10万。（制图：新华社）
当前，唯一一场需要全世界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战争就是抗击新冠肺炎。如果这场战争由美国主导，那么抗击疫情将完全让位于政治利益游戏。随着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影响到特朗普的连任计划，他对中国的语言攻势也愈演愈烈。前不久，特朗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新冠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通过指责中国与回避任何有关病毒源头的严肃讨论等行为，特朗普在将这个全球卫生问题政治化，同时也在推卸其政府因控制疫情不利而导致感染与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及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等责任。美国在疫情问题上重蹈覆辙，并非因为缺少应对方案。实际上，乔治·布什政府早在2006年就出台《国家流感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Pandemic Influenza）》，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又颁布了《早期应对高危传染病威胁和生物事件行动手册（Playbook for early response to high consequence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s and biological incidents）》。
一些美国律师正在努力寻求为特朗普的攻势提供法律支撑，企图让中国为这场全球性大流行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法律责任。3月12日，4名美国民众联合博卡拉顿的一家棒球训练中心在佛罗里达州发起了一项针对向中国、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全国性集体诉讼。在起诉书中，原告声称中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危险且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还“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掩盖疫情”。原告支持特朗普关于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生物研究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论调。随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也发生了类似的诉讼行动。
但是，这些诉讼极有可能因为国家管辖豁免（主权豁免）而不被受理。该豁免源自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即“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non habet judicium）”，意思是非经一国同意，该国不受任何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因此，未经中国同意而要求中国接受美国司法管辖，本身就打破了支配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国家管辖豁免也存在少数例外，但即便是这些例外也无法在新冠肺炎问题上追责中国。在美国的法律中，1976年通过的《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FSIA)）规定了他国在以下情况下不享有绝对豁免：1）“在美国境内商业活动并造成直接影响”（第1605条第1款第2项）；2）境内侵权(territorial tort)（第1605条第1款第5项）。就前者而言，上述集体诉讼无法明确中国政府在美国参与了哪些商业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美国疫情存在哪些关联。而后者指的是，他国因在美国境内发生某些行为，从而对美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新冠肺炎在美国造成人员死亡的责任应该由中国承担吗？或由第一个把病毒带入美国境内的外国人所属国家承担？还是由明知疫情暴发却依然不采取预防措施的美国政府承担呢？即便美国法官有权受理诉讼并对中国进行判决，其判决也无法得到执行，因为有关国家管辖豁免例外的规定无法适用于执行措施。美国法官的判决也许会对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更多的是影响中美双边关系。
▲ 3月13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上述诉讼还声称，在美国境外从事活动的中国没有履行国际义务。但是，美国《主权豁免法》无法为相关诉讼提供管辖权，甚至国际法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主权豁免法》，如果要追究中国的国际法律责任，就必须存在对美国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仅仅以经济损失为由进行起诉并追责中国是不够充分的。除此之外，还必须证明中国存在违法行为。假设中国未能履行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义务，则可以将此行为视为违反国际规则。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法律冲突则需要由国际法庭来裁决。但是，没有哪个国际法庭能够对此法律冲突进行裁决，即便其具有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只能受理和裁决认可其管辖权的国家，然而美国和中国都不在此列。
美国律师企图通过以起诉中国寻求赔偿的途径达到他们预期的经济补偿效果。相反，这些诉讼会让美国在中国境内面临着同样的法律风险。近期，中国境内发生了一起针对美国的法律诉讼，表示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言论侵害了中国的名誉权，并助长了针对亚裔的排外情绪和种族歧视，要求美国就此作出赔偿。
在意识到针对中国的诉讼无法被美国法院受理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提出修改法律来让诉讼得以受理。另外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和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ally）也提出修改法律对主权豁免例外作出规定。很明显，这些提案就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如果通过，将会对外交关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会加剧国家间的司法以及立法的战争。
如果非要说中国在新冠肺炎问题上存在疏忽，那同样也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政府都难辞其咎。即便病毒具有致命性的证据摆在面前，一些政府仍然拒绝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来阻止病毒在本国传播，特朗普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相反，中国一直在努力与10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帮助他们抗击病毒。中国这样做并非因为法律义务，而是出于道德与团结的考虑。从国际关系层面看，使用法律作为战争武器不仅违反道德，甚至从本质上讲，就近乎是违法行为。
作者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系瓦加斯基金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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