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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对于个人发展以及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人才和科技,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它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根据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结合上海市开展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经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现状及问题
1.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虽有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2018年中国科协发布了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我国2018年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为8.47%,低于美国1988年10%的比例,落后美国大约30年。现阶段,美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8%,加拿大42%(2014年)、瑞典35%(200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2.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评价体系落后,与国际通用评价体系不接轨。评价体系上,我国采用相对滞后的“经典米勒体系”进行测评,而发达国家已采用难度系数大为降低的“新米勒体系”进行测评。这两大体系有以下3点不同:
一是指标维度:新米勒体系从以往三维指标(1.公众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解,2.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本质的理解,3.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理解)调整为二维指标,最后合并为“科技知识”一维体系;二是测评方法:新米勒体系,公众答对70%的题目,就算具备科学素质;而在经典米勒体系,只有三项测评全部合格,才算具备科学素质;三是表征方式:新米勒体系采用“公民科学素质指数”来表征一个国家具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
3.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评价与教育面临诸多问题。由于1990年代国际上已采用了新米勒体系,我国仍沿用经典米勒体系,这就造成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评价结果只能与美国1995年、欧盟1992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而不能与时俱进的进行比较。那么,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很可能就是,我国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落后”。另一方面,全国大规模科学素质评价出现测评周期长、质量控制难度大、调查深度不够、影响因素分析不深入等问题,现有的调查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如调查指标体系和问卷的科学化和本土化,调查结果的综合呈现,调查对象以及调查采用的方式等等。
二、对策与建议
针对现行科学素质调查存在的缺陷,上海已先行一步,率先开发出了本土化的科学素质指标,并进行调查。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由科技部、财政部、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20个部门参加,制定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目前仍在完善。对此建议如下:
1.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方案
测评体系:以上海方案为蓝本,加速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以能力为导向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及测试体系”,即以“科学生活能力”、“科学劳动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评估公民的科学素质。
测评方案:基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26条基准、132个基准点。从132个基准点中随机选取50个基准点进行测评,50个基准点需覆盖全部26条基准。根据每条基准点设计题目,形成调查题库。
2.加速开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由于国际上现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是针对“科技知识”调查,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主要对应于“了解科学术语”“了解科学观点”。建议将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换算”成国际意义上“公民科学素质指数”,以期能够在国际背景下有效的测评和反映我国公民科学素质。
3.进一步加强全民科普教育,形成“中国方案”。加强全民科普教育,坚持《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出的“四科”,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并将之扩展到“六科”,即补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与发展观”。在实践积累一定经验后,我国可以就科学素质测评指标,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标准”。既坚持“中国特色”,又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